尊敬的诸位同学，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论语治要·颜渊》。请看这一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问仁”，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贤，为什么《颜渊篇》最初先列颜子、仲弓“问仁”呢？因为这个“仁”很不好讲，古往今来，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但是仍然说错。比如说韩愈就曾经说“博爱之谓仁”，这个“爱”是七情，而“仁”不是七情。“仲弓问仁”，孔子答了六句话，一共三件事。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一件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另一件事；“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又是另外一件事。

首先我们看“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里孔子也是拿古代的成语来回答仲弓的问题。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古人编这个言语，就是给大众说的，谁来学就说给谁，上自天子下至乞丐，都要学习。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出门与人相见，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什么是大宾、大祭呢？在皇侃的注疏中引注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大宾”就是朝会或者会同，“大祭”就是祭太庙、祭天，这两件事情很多，格外严肃，所以宾、祭都说“大”。“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这是对在位的领导者而言的。

因为在孔子那时候，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说在上位的人，上行而下效，象尧、舜“率天下以仁”，百姓从之为仁；“桀纣率天下以暴”，人民也从之为暴。所以如果在上位者懂得“大宾大祭”，那么百姓出门做客就知道有礼貌，在自己家屋里懂得祭祀。见大宾、承大祭是国君的事，所以这里说“如”。我们必须学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走出自己家的大门，或者是你去见客或者会客，就如会大宾，必须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出外做客必须讲礼貌。像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穿得很随便，甚至穿得很破烂，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要穿得很正式、很正规，这是为恭敬听众。虽然提襟见肘，也要有规矩。“使民”是说，在上者出来做事，一切恭恭敬敬、毫不苟且。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当了一个小科长，架子就很大。祭祀时必须有恭敬之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用人、使民，要做到一切恭敬。当然不是领导者的人，也要学习这一句话，只要做事，就像祭祀一样，尽心尽力地去干，即使钱少也必须尽力，不要责怪他人，但责自己。外国人他们不懂得这一个道理，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因为他们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管子·小问篇》引语说：“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这个“施”当“加”字讲，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觉得这个事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不要把这一件事加于他人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经常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一句话看似简单，也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时时处处按照这句话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了，应该怎样去做？

在《孔子家语》中，也提出君子有“三恕”。《孔子家语》就是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考察的时候拿起的两本书之一，一本书是《论语》、另一本书就是《孔子家语》。在《孔子家语》上这样说道：“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告诉我们君子有三恕，哪三恕呢？如果有领导、有君主不能够侍奉，不能够竭忠尽智，那么有属下、有臣子，而求他能为自己使用、能够竭心尽力地侍奉自己，这就不是恕道了；有父母亲不能够孝敬，有儿女，求他们能够有知恩报恩之心而报答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也不是恕道了；有兄长不能恭敬，而有弟弟，希望他能顺从自己，这也就不是恕道了。

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儿女关心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父母却不能尽心尽力，结果儿女被养成小公主小皇帝，没有孝亲感恩的心，做家长的却不能够反求自己，反而责怪这个孩子没有良好的道德。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道德呢？实际上都是没有良好的“教育”。这个教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等学校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而是“做人”的教育。所以在《礼记·学记》上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善良不断地增长，过失得以挽救；而这个“育”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仅仅把儿子养大，那个不叫“育”，他必须顺着善良的方向去发展，知道孝敬父母、忠于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知道友爱兄弟、团结同学，还有社会公德，这才叫“育”。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父母长辈的身教，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会孝敬父母、知恩报恩，他们成为小公主、小皇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现在很多家长崇洋媚外，孩子也是以到西方去求学、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仔细反省一下，都是做父母的“身教”所影响的。

所以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也是孔老夫子说的：“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把父母亲、老年人都放弃不去照顾，而把所有的关爱放在了儿女的身上，这样呢，结果就是：家庭不吉祥了、败相已露。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老人倍受尊敬呢？因为中国人是以恩义、道义、情义作为处事的标准。老年人实际上是对社会国家贡献最多的人，下一代之所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的贡献。人们知恩报恩，所以对老年人特别地尊重。但是现代为什么老年人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了呢？还出现了很多打骂父母的现象呢？因为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把功利主义作为处事待人的标准，凡事是以利害的原则进行处理：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对它全力以赴，这个人对我有利益有帮助，我就听他的话，甚至极尽谄媚巴结；但是这个人由利变成害了，那对不起，我可能就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所以老年人，虽然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过，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体力、智力都衰退了，在很多年轻人看来，都成为他们的包袱了，所以对老年人就不尊重了。这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改变了。所以我们希望下一代怎么对待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孝敬我们，我们就应该用心地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对待老年人，这个才是“恕”道。

举这一条就可以类推一切。“能行恕道，即可为仁”。比如我们为人处事对着人，居高临下、两眼望青天，眼睛里还露出不屑和轻视。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如果我们被人家这样对待，就会心生不悦，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不能够以这样轻视傲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所以《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恭敬心、一切恭敬。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包咸的注解说“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在邦”就是仕于诸侯之邦，在诸侯国里做官；“在家”是指士大夫家，也是如此，必须无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是无论在哪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这一点也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没有仁德便办不到。即使我们在一个商店里做卖货员，也要尽心尽力，能够把顾客的需要给照顾好，才不至于顾客抱怨我们。总之，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才不会使人抱怨。像我对四川人的印象就很好，为什么呢？四川人即使给别人做小时工，也是要尽心尽力；即使要辞职了，在找别的小时工期间，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帮你把这个工作做好，社会风俗就是如此，应该说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孔子所说的“出门如见大宾”，这两句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也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至于“在邦无怨”这两句是否是古语，则不得而知。但是就前两条而论，可见孔子说话还是以古训为依据，更何况一般的普通学者，言论不能够不谨慎。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子张问明”，这个“明”很不容易，“明”的反义就是迷惑颠倒，如何能明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

这个“愬”就是诉讼的“诉”字，“愬”和这个“诉”是同义字；而这个“譖”也是诉的意思，譖和愬都有谗言的意思，而区别就在浸润和肤受上。譖就犹如浸润，愬犹如肤受。那什么是浸润、什么是肤受呢？我们看郑康成的注解，他说：“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这个注解的意思就是说，譖言如水，是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想说某人坏话，不明说，就是“譖”。比如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呀？而你不回答，但是有表情，这个表情就是譖。那什么是肤受呢？马融的注解说，“‘肤受之愬’，皮肤外语，非其内实”。马融注解的“肤受”，就是说愬者言语不实，没有实际的根据。皇侃的注疏对这个“愬者”是这样解释：“愬者，相诉讼谗也。拙相诉者，亦易觉也。若巧相诉害者，亦日日积渐稍进，为如人皮肤之受尘垢，当时不觉，久久方睹不净，故谓能诉害人者为肤受之诉也”。皇侃的注疏认为“肤受”就像皮肤受尘垢一样，当时你没有感觉，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皮肤受尘土多了，受得多了就会往心里走。一开始是用很轻微的办法说人坏话，比如说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呀？你不直接说他到底怎么样，只说他不甚可靠，也不说他的坏话，这个就是愬。久而久之就往听者心里走了，说好人坏人都有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必须多读书、多办事，经验久了，遇事才不会疑惑，而是与别人不一样，一接触就明了。当别人来说“浸润之譖，肤受之愬”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作为领导者必须自己能做主，不能轻易听信谗言，有一首《听谗诗》把谗言的危害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首诗是这样说的：“谗言慎莫听，听之祸殃结”。让非常谨慎地不要听取谗言，如果你听了谗言就会与人无端的结下祸殃；“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

如果当君主的听了谗言，即使是忠臣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就像赵构昏君，听了秦桧的谗言，结果把精忠报国的岳飞给诛杀了。当然，凡事都有因果：秦桧害岳飞，他联系当时的御史罗汝楫制造了这一个历史的冤狱。这个罗汝楫怕得罪秦桧，所以就和他联起手来陷害岳飞。没有多久他的父母病重，他回去奔丧，结果他父母过世没多久，他也死了。他的儿子罗愿，知道他的父亲犯下大罪，他做官的时候非常地谨慎，也做得很不错，做了多年之后，觉得自己为官很清正，这个罪过应该也还得差不多了，他才敢去岳飞的庙里去拜祭。结果刚刚在拜祭岳飞的时候就猝死在当场。这个在正史中都有记载。所以说凡事都有因果，不能够无端的陷害别人，也不能够帮助别人陷害别人、说别人的谗言。

“父听子当决”，做父亲的听信了谗言，就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会受到诛杀、父子的关系都会决裂。“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夫妻之间本来很恩爱，听信了别人的谗言，结果对对方生起了怀疑之心，本来好好的夫妻也要离婚了；兄弟之间本来是手足关系，骨肉之情，但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也会分家，甚至吵上法庭。“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本来朋友两个关系很好，但是听到别人说朋友的坏话，下一次再看到朋友的时候就觉得他怪怪的，就心里有不好的想法；骨肉至亲听了谗言也会决裂。“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龙泉”就是古代的宝剑，非常地锋利，古人把谗言比作锋利的宝剑，杀人都不见血。作为一个领导者，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当一个小领袖，耳根软就不行；如果领导大的团体，耳根软的人也不能信任，做领导要有主见。

“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如果有人一遇譖愬就能觉知，使譖愬行不通，这个人就是明白的人，而且还有远见。作为一个明智的君主，能够分清忠奸、是非、善恶、美丑，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就说道：自古以来当君主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他们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士之后，却又免不了去向众人调查，问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那怎么能够让众人都赞叹他呢？在众人中怎么能够都得到好的名声呢？做君主的如果自己不贤明，他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使得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结果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的、不忌妒贤能的人，那么他们对这个忠贤的人就会有一些偏颇的言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可能对忠贤之人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

所以在《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任命了贤德的人去做事，却又让那些不孝之人、不贤德的人去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那些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执行某一件事情，却又让邪曲不正的人去怀疑他，这也是君主经常犯的毛病啊！

正是因为这些君主和当领导的人，对于贤德之人不能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疑（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的才华不能得以施展。在《新序》上也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说：“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就是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会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就会被阻隔、而不能够被君主所重用，所以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是不能够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是不能够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孝的儿子把父亲的贤明忠诚给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地记录。但是要点在于什么呢？要点就在于君主自己不够明智，分不清什么是贤德之人、什么是不贤德之人？所以就会一味地听从大家的评论，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一个人好；群臣对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他不行。

所以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故譖愬不行，斯为明矣”。如果谗言和毁谤都不能够通行，君主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是忠臣，什么样的人是奸臣，这，才叫明智。这段论述也是告诉我们，贤者之所以不被使用，或者用着用着就被废弃了，不能善始善终，终归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贤明，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所以听取了那些邪曲不正的言辞，结果使得谗言诽谤盛行，使贤德之人被弃不用。

在《桓子新论》上也为我们阐述了求得了贤能之臣之后，在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还存在着三大难题和两种不能够始终信任贤臣的情况。这三个难题是这样的：在世间做事的人，中等平庸的人才比较多，而有很高才能的人比较少，少不能胜众，一个人的一张口不能够和一国之人来辩论；贤能之人保持着很清高独特的言论，但是要去冒犯那些众口一词的言论，他以和君主疏远的关系以及低贱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亲近的权贵之士，这是万万不能够相容的，这是第一个难处。一个人想建立一些殊胜卓越的事业、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这是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领导者使那些明智的人去帮他谋划事情，但是又让那些平庸之辈来议论他，那么贤人的这些见解和主张一定不能够被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这是第二种难处。领导者听取了贤才的进谏，按照他的谏言来施行，但是事情还没有做完，谗毁的人就随着来诽谤他、厌恶他，结果领导者在中途就怀疑贤德之人、对他有了猜疑之心，进献善言的人反而受到怪罪，这是第三种难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能始终信任贤才的情况：有智慧的人竭心尽力地向国君进言、想为国家造福，但是众人离间他，结果他就被国君所怀疑。如果他有一个言论不符合君主的意思或者不恰当，那就会被这些人谗毁、诽谤。即使他有十件善事，就因为有一个小小的过恶，最终被罢免了。这是第一种使贤佐不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有才能的人都被世间的人所嫉妒，只有他遇到了明智的君主才能够被提拔重用、做一番大事。结果君主有幸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又和众人去商议，不让他参与、不让他知晓，即使是孔子这样贤德的人，也会离去。这是第二种使贤佐难以善始善终的原因。

你看古人对于贤才不能始终被领导所信任的原因，都分析得很清楚、很透彻，也值得我们现在人所借鉴。

在《说苑》上记载着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的故事：桓公说，我想把我的酒放在酒杯里放到腐烂，把肉放在砧板上也放到腐烂，这样的事会不会对我的称霸有妨碍呢？管仲说：这些事固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值得崇尚的行为，但是并不妨碍你称霸。什么事才妨碍称霸呢？他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他说了五种妨害称霸天下的事情，都是和任用贤德有关系。第一就是不知贤：不知就是不知道天下有贤才之士，不知道天下有哪些人是贤德的人。像《孔子家语》上说，在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尽知天下贤德之士的姓名，而且发现他们如果真正是有真才实德的人，一定会委以重任，会不遗漏贤才。不能够分辨天下的贤德之士，这是妨害称霸的；知道了这个人是贤德之士，但是你不重用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重用了他，但是不给他任命一个适当的官职，没有给他名正言顺的位置，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任用了他，也委以重任了，但是你还不相信他，这是妨害称霸的；信任了他之后让他去做事，但是还用小人来干预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这五种妨害称霸的事，都和不能够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有关系。

在刘廙《政论》上有一段话：君主或者领导者，之所以尊敬人臣或属下，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信任，然后把重要的事都托付他，他能够把这些事一一处理好，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获得太平。如果领导者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结果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去思考什么了呢？而是去思虑——怎么样能够得到君主的欢心？臣子们一心一意就在谋划这些事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君主对于他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他想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放手去做，反而给予了过多的干预。结果臣子们也都比较聪明，他就不想怎么把事情做好，因为做得太好，君主领导还会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去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领导者就对他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

在《傅子》上也这样说：“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从前，人们都知道身居高位比如说君主，他要想了解世间的人，特别困难，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去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知在下相接之易，知道下面的人互相交往比较容易、也比较频繁，所以凭借着下属，来招致更多的贤人。后来他还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舜举荐皋陶的时候，能够发现他、把他举荐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得到皋陶了之后，再通过皋陶来招致天下的贤德之士就比较容易了；商汤举荐了伊尹，想让他出来做官也很难，但是得到伊尹之后，通过伊尹再来招致天下的贤士也就很容易了。所以后边他接着说：“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你举荐一个人对他非常地信任，对他言听计从，这是称王天下之道。

当然这个贤人确实是像伊尹、管仲、皋陶这样又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你举荐出来这样的人，对他很信任，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如果你举荐的两个人，分别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这是因为你对他们不能够完全信任，所以还有所怀疑，这只是称霸天下之道；“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举荐了三个人，来听他们各自的意见，最后可能就是在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是仅仅保持自己不灭亡之道。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用人不疑，能够对人委以重任、用而不疑，才是取得最好成就的途径。那么这个和我们学习要“一门深入”，也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古代的人都讲求师承，只是跟着一个老师学。如果你对这个老师特别地信任、特别地认可，那么你跟他学，就是一条路；如果你对他半信半疑，还想去和别的老师再学习，两个老师就是十字路口；那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你不知道该听谁的对了。所以这个师承很重要，坚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才是有成就、最终的方法。

《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君臣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和现在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是大脑，把臣子称为是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尧帝能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位，他强健了四肢，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

“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自己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般；什么样的呢，“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是同甘苦、共患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才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应该是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且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所以《孟子》上也说：“左右皆曰可用，国人皆曰可用，然后察之”。要杀人、要判人罪也是要如此，大家都说他有罪，都说他该杀，你要认真调查是不是事实如此？这句话就是讲：不听谗言，才是明智，才是有远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来问政治，孔老夫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也是讲了三件事，孔子答复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兵”原来是指武器而言，“兵”不是指人。打仗的士是指兵，我们说士兵士兵，士是指执武器的人，兵是指兵器，后来持有武器的人也叫做兵。这里边所说的兵还有国防的意思。

首先，国家必须有吃的，食要紧，民以食为天。在《礼记·王制》上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五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意思是说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积蓄，就是能够使百姓吃九年的粮食，这被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不足够百姓吃六年的粮食，这个被称为急；如果没有足够供养百姓吃三年的粮食，这个国就不称其为国家了。在《荀子·富国篇》上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也就是说足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国家能够节俭用度，有了多的就积蓄起来，这样储藏粮食以备凶荒。食足之后还必须预备好武器，那怎么会没有执兵的士呢？足食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

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都要去服兵役，老百姓能够吃足、用足，那自然也就不缺少作战的士了。“民信之矣”，就是国家有信用，国家必须首先让百姓生起信心，办政治才能够成功。我们今天虽然足食，但吃的很多是毒药，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也不能称为足食。特别是现代，转基因的技术被应用到食品上，也给人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现在还可以说是“足兵”，但是对于“信”却很缺乏。

我们看子贱去治理单父，巫马期去调查，趁着夜色来到了单父，一个百姓在夜色下捕鱼，捕到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很奇怪，就上去问：“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了一些鱼，又把它们给放回去了呢？”这个百姓就说：“我所捕到的鱼，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们的长官子贱提醒过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巫马期听了很感慨，回来向孔子禀告。孔老夫子就说：子贱曾说过：用至诚之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种影响自然会波及到远方，子贱就是把这种管理方式运用到管理之中了。

所以，正是因为子贱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他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他每发布一个政令、每制定一个制度，老百姓都愿意支持、愿意拥护，做到了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时候，也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一样，他达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人民信任他们的父母官。如果百姓不信任政府，很大的程度，是有一些为官者鱼肉百姓，没有把这个官位作为为百姓谋福利的工具，而是把它成为自私自利的资本，所制定的制度政策可能是为了自己个人利益、或者是小集团的利益而着想，老百姓也不愿意去配合。

所以孔老夫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怎么样改变这种状况呢？办政治，就必须得用读书人，用读什么书的人呢？是读圣贤书的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而且能够大力弘扬、宣导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整个社会兴起仁义、道义、恩义的处事方式，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失信于人的现象。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说，若到不得已处，可去一条，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条呢？孔子说：“去兵”。三条都不能去，但是必不得已的时候就去兵。没有武器还行，揭竿而起，拿着石头木棍也能拼命。就像抗日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武器不如日本人先进，但是小米加步枪也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人能够团结劳苦大众，让他们能相信自己是真正的道义之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又说其余两条，遇到有办不到时，两条中再去哪一条呢？孔老夫子说“去食”。为什么去食呢？很多人说去食不是饿死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孔子不必等子贡去问，自己先为他说了。因为自古皆有死，不足为患，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时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的时候父不父、子不子，人伦关系紊乱了，虽然有粮食不得而食之，有钱有势也得死。但是民信不能去，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国。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使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所以说“民无信不立”。就像一个家，即使家中有钱，有足够的粮食吃，如果家（中）的兄弟姐妹都不合，也会败家，这是一个道理。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年饥，就是谷物收成不好，鲁哀公因为年成不好、费用不足，问有若应该怎么办？他是鲁国的国君，又有封地，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鲁君的封地都被三家给取走了。“有若对曰：‘盍彻乎’”，依据郑康成的解释，“彻”是周朝的税法，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这也是天下的通法。皇侃的注疏引《孟子·滕文公篇》说夏朝用贡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彻法，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法。但是“法久则弊”，在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留给国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的税，就是“二”。鲁国自宣公十五年改变了税制征税十分之二，所以孔子作《春秋》把这一段就记了下来，认为这不合理。这种税制直到哀公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有若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有若建议鲁哀公恢复彻法，所以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意思是说征十分之二的税，犹感觉到费用不足，怎么能够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又去一半，就更不足了。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姚鼐《惜抱轩经》说“与，犹谓也，古人语多如此”。“君孰与不足”就是君孰谓不足的意思。改变了税法，税收反而会减少，有若何尝不知呢？

但是鲁国的税收大部分是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饱私囊，鲁君也就是当时的哀公，因为政权被三家所把持，有一肚子的牢骚，所以求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这是糊涂。他不懂道，没有办法给他讲——其实人的福都是有一定的，福享完了、享尽了，就会受苦。寿和禄也都是一定的，但是鲁哀公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也没有办法给他讲得太明白。当时的这种积弊不除，纵然向农民征收更多的税，鲁哀公的收入增加不多，还是不够用，徒使民众更加贫困而已。与其说两无实益，不如减税。所以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皇侃的注疏引江熙说：“为家者，与一家俱足，乃可谓足，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

就是说能够统领一家的人，要和一家的人都富足，才可称得上是足；如果只是满足一己的私利，怎么可能称得上是足呢？像中国古人有这种家族的观念，他去奋斗、去努力、去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家庭，老的时候有家庭来养老，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心，老的时候也后顾无忧。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为家庭贡献，富裕的就可以去救济贫困的，贫穷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不够、孩子上不了学、吃穿都不够用，所以人人都身心安稳，这是家族式的方式。

现代，这种血缘家族没有了，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公司、单位、集体之中，只要我们把这种道义推而广之，来经营我们的公司、单位、和集体，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一个集体、企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族，人人都是为了这个企业、单位而奋斗，企业单位负责养老育幼，这样传统的文化精神仍然可以承传。所以古代的家族之所以能够承传，是因为它是一个道义的结合。如果没有了教育，兄弟之间也会起纷争。所以关键并不是在于血缘，而是在于教育。人们接受教育，都以道义相处，这个事情才能够办得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