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孝經》，請看“諫諍章第十五”。
“諫”就是勸告的意思。“諍”就是勸告不聽、再用言語去爭取。這一章是講作為兒子、臣子，如果遇到父母或君主有過失時，應該諫諍。曾子順著夫子所講的揚名之意，進而請教：是否兒子順從父母的命令就是孝？夫子提出，父母的命令有善有惡，不能一概順從，因此講述了諫諍的道理。因此，這一章以“諫諍”作為題目，列於“廣揚名章”之後。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命，可謂孝乎？”
這個“慈”，上面是一個“茲”，下面是一個“心”，看到這個字，告訴我們什麼是“慈”？也就是念茲在茲，這個心無時無刻不在對方的身上。
“愛”，是一個感受的“受”中間有一個“心”字，看到這個字，告訴我們什麼是“愛”？就是用心地感受對方的需要。當你能用心感受對方的需要的時候，那個才叫愛。所以愛不是自私自利，不是要求，更不是索取。
“恭”，著重在外貌，所以我們說貌恭；“敬”，主要是指內心，所以心敬。“聞命”，就是聽受教導的意思。
曾子說：“關於慈愛、恭敬、安親、揚名的道理，學生已經聽過您的教誨了。弟子冒昧請問，身為人子，一切都聽從父親的命令，這可以稱得上是孝嗎？”
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這裏連說了兩句“是何言與！”唐玄宗注：“有非而從，成父不義，理所不可，故再言之。”父母有過失，而兒女還去聽從，這就是陷父母於不義之中，理所不允。因此夫子反復說了兩遍，以示強調。
“昔者”：就是夫子講述《孝經》之時，正當周朝衰亂之世，已經沒有了這樣的諫諍之臣，因此說“從前”。
“天子”：這裏之所以不用“先王”而用“天子”，是因為在稱先王的地方，都是指有聖德而又居於天子之位的聖明之主。而這裏，下面講到“雖無道”，可見是雖然居於天子之位，但是卻沒有聖人之德的“天子”，因此不稱“先王”。
“爭臣七人”：什麼是臣？在《論語•先進》中解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所以，以道事君、致君堯舜，是飽讀聖賢之書的士大夫們的責任和使命，而且也是明君對於忠臣的要求。所以，從道不從君，這個也是對臣子的要求。所以“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
“七人者，謂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維持王者，使不危殆。”所指的七人，有太師、太保、太傅、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他們都是幫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於陷於危險的境地。
在《禮記》中記載：什麼是太師？太師的責任是：導之教訓，就是給他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導。
太傅：他的責任是傅之德義，也就是給以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他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
太保：保，保其身體，也就是要給他講一些養生之道，按照自然節律飲食起居，也包括自己的威儀，行住坐臥都符合禮的規定。
左輔負責修明政教，譏刺不合法度的行為；右弼負責糾察禍患，以及言說失誤偏斜的地方；前疑，負責糾正法度，確定倫理道德的標準；後丞，負責匡正錯誤、以及考察變異得失。總之，“四弼興道，率主行仁。”這四位輔弼大臣要進諫，目的是使道興盛、領著君主行仁。
當然，不僅僅是有七位大臣負有進諫的責任，聖明的君主還設立了各種制度，廣泛地傾聽各方面的聲音。在《漢書》中記載：“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說古代聖王的制度，有史官在前面記載君主的過失，左史右史，記事記言，他們負責把君主的言論和行為都一一記載下來，特別是要記載君主所犯的過失。這也是一種獨特的監督機制，讓君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小心謹慎。
“工誦箴諫”：樂工要讀誦規勸的諫言，使王者提起正念和警覺。古代君主在用餐的時候都要奏樂，奏樂的時候也要有樂工讀誦箴言警句、還有勸諫的言辭，所以這個音樂不僅僅是娛樂。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古人對於道德教育的重視，是滲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切可見的場合。就像我們現在人重視賺錢，所以把商業廣告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隨處可見的都是商業廣告的道理一樣。
古人讀書志在聖賢，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場合來加以提醒人：倫理道德的教育。
比如說湯王，他在自己洗臉的盤子上還刻了一句話，所以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一天在洗臉的時候，要提醒自己，德行也要像這個臉一樣，每一天都要更新，日新又新，這樣每一天才有進步。
“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評時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場上可以議論朝政，總之就是要讓民眾有合適的渠道表達自己的意願，使民情上達。從民眾表達的意願之中，為政者能夠看到施政的得失，國君能夠聽到自己的過失。聽到自己的過失之後，重要的是能夠改過，見到正義的、符合道義的就聽從，順著去做，這樣才能夠永久的擁有天下。從這一段議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中國人很早就非常重視吸收民主、采取民主建議的形式，聆聽天下人的聲音。
在《管子》中也記載，齊桓公有一次向管仲來請教，說：“我想擁有天下而不失去天下，得到權利而不喪失權力，怎麼樣才能做到這一點？”管仲怎麼回答的？他說你要認真地考察百姓所厭惡的，從而引以為戒。接著他說，“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在黃帝的時候就設立明臺，目的是什麼呢？讓群臣在這裏議論國事。堯設立衢室為的也是使下情上達，主動去問百姓有什麼意見。舜在朝門外設立了進諫的旌旗；禹王在朝門外設立了進諫的鼓；湯王設立了一個能夠使街頭巷尾的議論、意見都能匯總的庭堂。這些制度的目的是什麼？“以觀民誹也”，都是用來聽百姓的批評建議的。“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這就是古代英明的聖王之所以能夠擁有天下而不喪失天下、得到權力而不喪失權力的原因。
這說明天子擁有廣大的天下，需要傾聽不同方面的聲音，才能了知下情。在這裏只是舉了“爭臣七人”，足以看出“諫爭”的功勞之大。
所以孔子說“這是什麼話! 這是什麼話!”在古時候，天子有七位直言勸諫之臣，即便天子無道，也不會失去天下。
在《孔子家語》中也記載：孔子說：“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什麼是諤諤？諤諤，就是直言無諱的樣子。唯唯，就是恭敬地答應，應答之聲。孔子說：“良藥苦口難咽，但是卻有利於治病。正直的勸諫聽來不順耳，但有利於自我提升。商湯周武王是因為廣納直言勸諫而國運昌盛；夏桀商紂因為狂妄暴虐，群臣只能唯命是從，而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比如說夏桀王，他整天荒淫無度，喝酒作樂，不務朝政。臣子關龍逄來進諫，站在他的身邊不走。夏桀王很生氣，於是他把關龍逄關了起來，並且很快就把他給處死了。因為夏桀任用的全是奸佞之臣，結果夏朝很快就滅亡了。
商紂王也是如此。在《史記》中記載，商紂王每一天喝酒享樂，沉迷於靡靡之音，喜歡和女子飲酒取樂。當時他的手下也有一些忠臣，他任用的人才也不少。他任用的三公是鄂侯、九侯和西伯昌，西伯昌就是後來的周文王。九侯有一個女兒，長得很美麗，九侯就把它進獻給商紂王。但是九侯的女兒不喜歡過度淫欲，商紂王很生氣，就把她給處死了。不僅如此，把九侯也殺死，並且做成了肉醬。鄂侯看到了就去勸諫，用非常嚴厲的言語指正他。商紂王很生氣，把鄂侯也殺死了，還把它做成了肉幹。西伯昌聽到了這件事，就不免暗暗地歎氣。被紂王知道了，就把他關在了羑里。後來西伯昌的幾個臣子進獻給紂王一些美女、寶馬，還有金銀珠寶，商紂王才把西伯昌放了出來。
紂王的身邊還有三個賢臣，那就是微子、比干和箕子。微子三番五次地進諫紂王，結果紂王不聽，沒有辦法，微子就逃走了。比干犯顏直諫，商紂王很生氣，他說，“我聽說聖人的心和凡人的心不一樣，我要看一看比干的心是不是和凡人的不一樣？”於是就殺了比干，剖視其心。箕子看到紂王這樣的荒淫無道，非常害怕，知道自己去進諫也不會有效果。於是裝作癲狂，淪為奴隸。但是商紂王還是不放過箕子，把他關了起來。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再也沒有人敢去進諫了，結果商朝也很快滅亡了。後來周武王吊民伐罪，商紂王穿著珠寶玉石裝飾的衣服，投入火中自殺身亡。
那麼這些典故都是提醒，但凡荒淫無道而且不願意聽臣子進諫的領導者君主，下場都不是很好。因為他們的錯誤，一天一天地嚴重。自己贡高我慢的心越來越強烈，看不到自己的過失，不接受忠言勸諫，最終導致了滅亡的結果。所以，忠言雖然難聽，但是有利於我們德行的提升。如果我們自己沒有特別的觀照能力，又沒有善友在旁邊提醒，那就可能是一錯再錯，錯得很離譜了自己還不知道。
一般人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喜歡被贊歎、被肯定、被表揚。特別是當了領導之後，隨著自己的地位一天一天的提升，有求於自己的人越來越多，自以為是的傲慢之心不知不覺日益增長。而當自己已經習慣於諂媚巴結的話、奉承的話、肯定的話、贊歎的話，突然有一個人來當面指正自己的過失，就感覺很難受，甚至內心還起對立。這樣就很難看到自己的過失了，問題也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群書治要·傅子》中指出：“正道之不行，常有佞人亂之也。”正道之所以不能夠順利地推行，常常是由於奸佞之人在作怪。縱觀曆史，從古至今，奸佞之人卻大都受到重用，這是什麼原因？
在《傅子》中說，奸佞之人善於養人的私欲，所以私利欲望很重的領導者就喜歡奸佞之人。“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聖人是沒有私欲的，而賢者也能夠去除自己的私利和欲望。“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看到人的私利、欲望升起來了，就用正道來矯正、勸告他，這就是正直的人。“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如果違背了正道，順從人的私利和欲望，看到人的私欲升起來了，不僅不去勸告，反而還順從他，一味地滿足他，這就是奸佞之人。如果領導者以這樣的標準進行考察，就能夠了解並區別奸佞的人還有正直的人，他們的區別了。
在曆史上，有很多臣子為了取媚君主，特別善於觀察君主的喜好，一味地投其所好。領導者喜歡聽什麼就順著什麼去說，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所以現在的貪官為什麼都能夠無一例外地被人拉下水呢？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都有私心、私欲，都有喜好，不是貪財的，就是貪色；不是貪色的，就是貪利。所以你看他喜歡錢，就送他錢，喜歡色的就送他色，喜歡名利的就給他出名，喜歡字畫的就送給他字畫，喜歡古玩的就送給他古玩。即使他不喜歡，還有他的家人喜歡，比如說他的妻子、父母、兒女，看到他們喜歡什麼就送給他什麼，看到他們重視什麼就討好他什麼，結果怎麼樣，結果無一例外地都被拉下了水。所以古人說“無欲則剛”，只要人有欲求，有一樣東西放不下，就沒有辦法達到高尚的境界。所以古人說“人到無求品自高”，如果人還有貪求財色名利，都會被人控制、被人蒙蔽。
除去貪求之外，君主要不被人所蒙蔽，還要廣泛地聽取意見，使下面的言論傳達到君主這裏。所以《政要論》中說：“為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博聽。”為人君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被人蒙蔽，那麼怎麼樣才能不被人蒙蔽呢？不被蒙蔽的關鍵在於使下情上達，那又怎麼樣使下情上達呢？能夠使下面的言論傳達到君主這裏的關鍵，就是要廣泛地聽取眾人的意見。所以他說：“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要想真正能夠廣泛地聽取大眾的建議，關鍵就是做到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僕的，乃至於放牧養馬的，都能夠把他的意見傳達給君主。這樣做了就使他所聞、所聽、所見的非常廣博，那麼將會“雖欲求壅，弗得也”，即使有臣子想蒙蔽他，也就做不到了。
當然，作為一個明君，除了博聽，僅僅做到博聽還是不夠的，還要怎麼樣？還要善於辨別，認真考察，做到采納有方。
在《群書治要·體論》中說：“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什麼叫門戶？就是事物的關鍵；機要呢？也是關鍵的意思；聽察，就是聽取和考察各種意見，這是什麼？這是國家存亡安危的關鍵。為什麼這麼說？“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假如君主不能廣泛地聽取和明察，只接受親信者的言論，那麼謀劃一定有疏漏，不能盡是好的策略。“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假如能夠廣泛地聽取和明察，但是采納的方法不對，考察也不精確，那麼策略必然混亂無章。這就是提醒做領導的，既要廣泛地聽察，但是聽取建議的時候，還必須認真地去考察，不能夠什麼話都聽，不知道辨別。
比如說在貞觀三年的時候，太宗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他聽聞古代帝王上合天心，都是能以上天的仁慈之心來治國，因而能讓天下太平。同時，這些帝王除了有仁愛之心之外，關鍵還是有這些股肱大臣的輔佐。他體會到這一點，就廣開直言之路，讓臣子勸諫。太宗廣開言路的目的，當然是要了解自己政事的得失，看看老百姓中有沒有被冤枉的。但是近來發現，有些上奏言事的人都是在揭發人家的隱私，談論百官的缺點，而且非常地瑣碎，和國家的安定根本沒有什麼關系。結果怎麼樣？大多數的人都是在利用皇帝廣開言路的機會批判別人的隱私。
太宗接著說，他考察曆史上的很多皇帝，都是因為一些人攻擊臣子的隱私，造成君主懷疑臣子，對臣子不信任了。而一旦君王不信任臣子，下情就不能上達了。臣子想竭盡全力地為國家出謀劃策，也就做不到了。
所以，中國人講事都非常講究中庸之道，沒有偏頗在一邊。雖然他鼓勵人們犯顏直諫，提不同的意見直言不諱，但是也要懂得不能聽諂媚的話，也不能夠聽誹謗別人的話，也不能夠聽不符合公義的話。不能因為那些沒有見識的人專門告發別人的隱私，進獻讒言，而去懷疑臣子，亂了君臣之間的關系，這樣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太宗下令，從今以後，假如有人上書攻擊別人的陰私小惡，就要定進諂言的罪。
所以太宗皇帝，一方面廣開言路、聽取諫言，另一方面也能夠明察、分辨這些勸言的邪正，這樣才能夠做出正確的決定，使謀劃、策略不至於錯誤。
現在，在提拔幹部的時候都要進行公示，在公示期間，只要有人舉報這個幹部有問題，無論是真、是假，都會導致對這個幹部的提升有影響。而進獻讒言的人、無理攻擊的人卻沒有任何的懲處，那麼這也是有失偏頗之處。所以太宗的這一個做法，就很值得我們借鑒。這也說明，成為一代明君，成為一個能夠納諫的明君，非常的不容易。為什麼不容易？首先自己要沒有私欲，做到無欲則剛，這樣的話諫言才能夠聽得進；第二，還要博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各種人的意見，使下情上達。這還不夠，第三，還要有分辨能力，能夠辨別忠奸、真假、是非。因為有的時候這個奸臣，他也是像忠臣一樣，甚至表現得比忠臣還要忠誠。這個時候，作君主的就要懂得明辨是非、善惡、美醜。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
諸侯，諸侯國的國君，有五位直言勸諫之臣，即便無道，也不會失去他的國家。
在《群書治要·吳志》中說：“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能夠使國家興盛的君主有什麼特點？就是喜歡聽那些指正自己過錯的話；而荒淫敗亂的君主，喜歡聽贊美的話。願意聽自己過失的君主，過失亦一天一天的消除，那麼福分就會到來；而喜歡聽美言的君主，德行會一天一天的受損，災禍也就降臨了。這是通過對比興國之君和荒亂之主，面對諫言的做法，來指出他們不同的結果。
我們學過《弟子規》的人都知道“聞譽恐，聞過欣”的道理。所以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聞過則喜”，聽到別人過來給他指正過失，他是非常歡喜、高興地來接受。而禹就更近了一步。“禹聞善言則拜”，他聽說有人給他指正過失、提好的建議，他會給人禮拜表示感謝。因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人看到自己的過失是很難的，所以不知道自己有過失，就談不上改過，也就談不上提升。正是因為他們對諫言有這樣的表現，所以才讓屬下敢於也願意給他們提建議。君主也不是聖賢人，還沒有達到聖賢的程度，自然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過失，如果他們有幸遇到犯顏直諫的忠臣，就有機會改正自己的過失，進而成為聖明之主。在《呂氏春秋》中講到，楚文王得到了當時有名的“茹黃狗”、“宛路箭”。他到雲夢澤去田獵，三個月都不回來，也就不理朝政了。而且還從丹地得到了一個美女，每一天和這個美女歌舞升平，一年都沒有上朝，沒有辦理朝政。後來他的太保申就說了：“先王曾經占卜，認為我做太保是一件很吉祥的事兒，現在您的罪理應受鞭刑。”楚王說：“能不能變換一個方法，不要用鞭刑責罰我？”太保申說：“我承繼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廢除。如果您不受鞭刑，就等於是廢棄了先王的法令。我寧願獲罪於您，也不願意獲罪於先王。”楚王聽了，就說：“好吧。”於是，太保申就把席子拉了過來，讓楚王趴在上面，把五十根細細的荊條綁在一起，跪著把它放在了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兩次，然後說：“大王您可以起來了。”楚王問：“既然都有了鞭笞的名義，您就不如痛快淋漓地、名副其實地打我一頓好了。”太保申說：“我聽說，對於君主、對於君子能讓他感到羞恥就可以了，對於小人才要讓他感到疼痛。如果讓他感到羞恥，他都不改變自己的行為，那讓他感到疼痛又有什麼幫助？”太保申說完之後，站起身來走出去，請求楚王把他處死。你看這個太保申，他去覲見楚王的時候，就已經做好了自己被處死的準備了，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不願意看著楚王犯過失而不去勸諫。楚文王說：“這是我的過失，太保您又有什麼過失？”後來楚王改變了自己的行為，他把太保申重新招回來，殺了茹黃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放了回去，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國。最後楚文王他兼並了三十九個國家，使楚國的地盤非常的廣大。
楚文王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功業，都是太保申犯顏直諫的結果。假設當時文王犯了這些過失，卻沒有太保申這樣的人敢於指正他的過失，那他可能就會沉迷下去，再也不可能讓楚國治理好了。
在《群書治要·昌言》中說：“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後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昌言》中說，君主有五種情況通常是不可以勸諫的，哪五種情況？
第一就是廢除皇後、廢除太子。為什麼？“廢後黜正，覆其國家者也”。廢除皇後、廢除太子是可以使國家傾覆的事。這說明皇帝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做出這樣的選擇，所以在這種情況不能夠勸諫。
第二種就是對自己的情欲很放縱不節制。為什麼不能勸諫？“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不節制情欲，危害的是君主的性命，也就是說這個君主放縱情欲，自己連自己都控制不了，已經完全被這個欲望所左右了。
第三是專愛一人。“專愛一人，絕其繼嗣者也”。專門寵幸一個人，就會斷絕後代。所謂的“情令智迷”，在這個時候也是不可勸諫的了。
第四是寵幸阿諛奉承的人：“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寵信諂諛奸佞之徒，就會阻塞正直之人的上進之路。
第五是驕貴外戚：“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放縱重用外戚，就會使國家的政治混亂。
以上這五種情況都不能夠犯顏直諫。為什麼？“此為疾痛，在於膏肓；此為傾危，比於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這些情況，如果用病來比喻，就是病入膏肓；如果用危險來比喻，就是危如累卵。即使臣子們肝腦塗地，也難以拯救。因為什麼？因為在這些情況下犯顏直諫，君主很可能不采取臣子的建議，而直諫的臣子，也很可能被處死。但是這位太保申，雖然看到文王不節制情欲，而且寵愛一人，但是仍然冒著生命危險去勸諫君王，可以說是極其忠義，也正是因為他的勸諫，才改變了楚文王乃至整個楚國的命運。
當然，進諫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不一定都是犯顏直諫。在《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將忠臣進諫的方式方法分為五種：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譎諫”就是鄭重提出問題而委婉地進行勸諫；“戇諫”就是剛直而沒有任何文飾地勸諫；“降諫”就是低聲下氣地、降低身份地進諫；“直諫”就是直言規勸；“風諫”也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語言來規勸。
采用哪種方式，要依據具體的情境做出選擇。魏征能夠直諫唐太宗，因為什麼？因為他面對的是太宗皇帝，一代明君。假如換成另外一個皇帝，他這樣的犯顏直諫，可能三個腦袋都不夠，所以還要看具體情況。
東漢大儒馬融仿效《孝經》，寫了一部《忠經》。在這一部書中，他詳細地談論了忠君之事。盡忠，首先要知上，就是要了解你的領導、了解你的君主。不僅要知道他的脾氣秉性，還要知道他的胸襟抱負，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侍奉君主長上。所以勸諫要達到良好的效果，也要知道長上的脾氣秉性。所以“知上”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迎合、諂媚、巴結，取得長上的寵信，這樣做還是出於私心。“知上”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盡忠職守，和君主一同走在大道之上，把國家治理好，這才是“知上”的目的。當然也包括糾正君主的偏失。
在孔子看來，最好的進諫方式是什麼？那就是諷諫，所以他說：“吾其從風諫乎。”也就是說不直接指責君主的過失，而是通過舉例、比喻、引經據典、借物說理等進行規諫，其語言婉轉含蓄，也讓君主容易接受。
在《戰國策》中記載著“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就是一個諷諫的例子。戰國時，齊威王有一個臣子鄒忌，身高八尺有餘，長得非常高大，相貌堂堂。有一天他看著鏡子中自己，突然自我感覺良好，於是就問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來，誰比較英俊呢？”城北的徐公是當時齊國眾所周知的美男子。結果妻子回答說：“徐公比您差遠了，還是您比較英俊。”鄒忌聽後很高興。沒過多久又問他的妾：“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來，誰比較英俊？”妾也很快不加思索地回答說：“他比您差多了，還是您比較好看。” 鄒忌聽了又很高興。有一天鄒忌的朋友來找他，在談話當中，鄒忌又問朋友：“我跟徐公比起來，誰長得英俊？”他的朋友說：“當然是您了，他怎麼能跟您比呢？”
過了一天，徐公到家裏來做客，鄒忌很認真地觀察徐公，心裏想：“人家比我英俊多了，我怎麼比得過人家呢？”等徐公走了之後，鄒忌再在鏡子面前一照，看來看去，覺得自己比徐公實在差得太遠了。後來他就想，明明我比人家長得差太多了，為什麼我的妻子、小妾，還有我的朋友都說我比較英俊呢？想來想去他想明白了。原來“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我的妻子是太偏愛我了，因為她有偏私，所以她看不清楚。這就是《大學》中所說的“身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就是我們一般人說“情人眼裏出西施”，因為自己太喜歡這個人了，所以怎麼看也怎麼喜歡，怎麼看她也怎麼漂亮，看不出什麼問題，看不出什麼缺點。“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小妾之所以說我長得比較帥，是因為她害怕我不寵愛她，因為她怕我，才說我長得好看。這就是“身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心裏有恐懼了，看問題也看不清楚了。朋友為什麼說我比徐公還英俊呢？“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是因為這個朋友他有求於我，所以才說我長得比較好看。
一天，鄒忌將這些事情就講給了齊威王，威王覺得很有意思。結果鄒忌突然話鋒一轉，說道：“國君，我們齊國有千里之地，有一百二十多座城池，而您身邊的女子，每一個人對您都有偏私，都講好話給您聽。我才有一個妾懼怕我，但是朝廷所有的大臣都害怕您；我家裏只有三個人迎合我，我已經搞不清狀況了，自認為自己比那個美男子徐公都英俊。而全齊國的人都有求於您，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能看得清事實的真相嗎？還能不被蒙蔽嗎？”齊威王也很有智慧，他就贊歎，說“您說得太好了。”然後齊王自省，並且提出了具體的做法，這些做法也值得我們借鑒。他說：“從現在開始，臣子能當面指出我的問題的，受最高的賞賜；能夠上書寫奏章，指出我的問題的，受中賞；在一些公共場合能夠准確地議論我的過失，並且能夠傳到我的耳中的，受下賞。”
齊威王的這個舉措一公布，結果怎麼樣？門庭若市，臣民百姓都來紛紛地給他提不同的意見。過了幾個月之後，就慢慢地少了，偶爾還會有人來勸。一年之後，就幾乎沒有人來了，因為什麼？因為齊威王的過失全都改正過來了，老百姓和臣子也沒有什麼意見可提了。
一年之後，齊國附近的燕國、韓國、趙國、魏國都來拜見齊王。因為齊威王的德行好，國家強盛，別的國家也不敢冒犯他，還要恭敬他。這個就是古人所說的“戰勝於朝廷”。為什麼能夠有這樣的效果？就是因為君王有德，他在朝廷中施行德政，善於聽從不同的意見，明察自己的過失，改正施政的弊端。結果他不用動一兵一卒，就讓別的國家佩服敬畏了。
我們也可以想一想，這麼多人給齊威王提意見，肯定有和他的想法做法完全不一致的意見。他都能夠歡然接受，所以才出現了諸國敬服的景象。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
這個“家”，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天子諸侯曰國，大夫曰家。” 《康熙字典》說：“大夫之邑曰家。”所以這個“家”，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家庭”的“家”，而是指大夫所治理的區域，也就是大夫的采地、食邑稱為“家”。這種意義上的“家”，在經典中經常出現，比如說孟子說：“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學文字學？學文字學，就是因為同樣一個字，比如說“家”，在古代的時候，它有具體的含義，在經典之中它也有不同的意思。如果我們沒有深入文字學，按照我們現在的小家庭這個家去理解這個“家”，你就不明白什麼叫家國同構。
諸侯所治理的區域稱為“國”，卿大夫所治理的區域稱為“家”。這說明“家”和“國”都表示一定的治理或者管轄的區域，在這個地域中有相似的政治架構和社會功能，只是大小和級別不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講家國同構。所以很多人批評傳統文化，講家國同構，還不知道什麼是家國同構。
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諫諍之家臣，有三位能夠直言諫諍的臣子，即使大夫無道，也不會失掉其家。這個“家”是指大夫的采地和食邑。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這個“令”就是“善”的意思。因為士，他沒有臣子，所以靠賢友來輔助自己。
唐玄宗注解：“益者三友。”邢昺疏：“論語文，即“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是也。”又《論語》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在《論語》中說，子貢問什麼是友？孔老夫子回答說“忠告而善道之”。這說明善名是因為接受忠言勸告而後才成就的。“忠告而善道之”，這樣的人才稱為友。
那麼《論語》中還說，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種。與正直無私的人交友；與寬恕的人交友；與見聞廣博的人交友。交這三種朋友，對自己的德行都有益處。
這個“直”就是正直的朋友，這個人心中沒有彎彎繞繞，正直無私，不會害人，也害不了你。想要交到正直的朋友，自己必須首先正直。如果自己不是一個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也不會與自己成為朋友。
“友諒”就是交寬恕的朋友。這樣的朋友對一切事情都能夠寬恕，不苛刻要求，也不把別人的過惡記在身上，記在心裏。很多地方把這個“諒”解釋為“信”。但是“信”，就和前面的“直”字很接近。為什麼接近呢？因為直者必信。所以這個“諒”解釋為“恕”更加合適，就是和寬恕的人交朋友，自己沒有壓力，心情也會很好，很自然。
“友多聞”就是交博學多聞的朋友。多聞的人能夠通達，遇到事情能夠提起經典中的教誨，不會鑽牛角尖兒。和博學多聞的人交朋友，還可以幫助自己解決困惑。所以《禮記·學記》中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就如同井底之蛙。那麼如何避免孤陋寡聞？就是要交博學多聞的朋友。
當然這個“博學”，學的是什麼？特別是在知識爆炸的現代社會，學的越多不一定越有智慧。所以這個“博學”，主要學的是聖賢之道，對儒釋道的學問都能夠通達，這樣才有能力辨別是非邪正，不會被蒙蔽、欺騙。博學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學習知識技能，而是以開智慧為目的。所以要做到博而不雜。什麼叫博而不雜？比如說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善財童子，去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這五十三位善知識來自各行各業，修學的方法各不相同。參訪完畢之後，他是什麼態度？就是四個字，“戀德禮辭”。戀德就是感恩，禮辭就是恭敬辭別。什麼意思？就是你所修學的方法，修學的理論我知道我了解，但是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方法。所以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告訴人們，一定要精、專一、精進、博而不雜。
所以老師教學最怕的學生，跟著這個老師學幾天，跟著那個老師學幾天。這樣的學生是教不出來的，一般的老師也不願意教，也教不了這樣的學生。這個是講正直無私的朋友、寬恕的朋友、博學多聞的朋友，對自己的德行是有幫助的。
下面是講三種損友。
“友便辟”，就是善於逢迎的朋友，很會說話、言語巧妙、絕不得罪人的朋友。這種人善於諂媚、恭謹周旋、順承他人，但是很可能就失去了正直。
“友善柔”就是要避免交善於偽善奉承、面柔的朋友，“面柔”就是“巧言令色”中的“令色”。
“友便佞”，就是善於言辭、巧言善辯的朋友，這樣的人可以無理辯三分。
交以上這三種朋友，都有損失。那麼《弟子規》中告訴我們：“聞過怒，聞譽樂。損友來，益友卻。”我們聞到過失就生氣，聞到稱譽就歡喜，那麼有損害的朋友就來了。損友，對你有損、德行有損的朋友就來了，而對你有益的、德行有提升幫助的朋友，就走了。
“聞譽恐，聞過欣。直諒士，漸相親。”如果你聽到別人贊歎你，你戰戰兢兢，自己真的有別人贊歎的那麼好嗎？這是別人過分的贊歎吧！“聞過欣”，聽到別人說我們的過失，反而像大禹一樣歡欣喜悅地接受。這樣正直、寬恕或者誠信的朋友，就和你親近了。
“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交朋友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勸善，如果看到朋友有過失就去勸諫，兩個人都建立了道德，在德行上都有提升。如果看到朋友有過失而不去規勸，兩個人都虧失了道義。
還說：“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能親近仁德的人，和有仁德之心的人交朋友，這樣可以使自己的德行每天都有增長，過失每一天都有減少。
總之，有益的朋友，就是能夠看到你的過失並且勸諫的朋友，幫助你改正過失、提升自己、改過遷善的朋友。所以士人若有直言規勸的朋友，自己就不會失掉美好的名聲。“令名”，就是善名的意思。當然我們想想，現在一般的讀書人，也很難遇到能夠直言規勸自己的朋友，能夠直言說自己毛病的人，只有自己的父母、家人。
後邊，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邢昺疏：“《內則》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而復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父有非，故須諫之以正道，庶免陷於不義也。”
在《禮記·內則》篇上說：“父母有過失，做兒女的應該低聲下氣、歡愉的表情，而且溫柔的聲音來勸諫。勸諫不被父母所接受，還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順，待父母歡悅的時候，心情好的時候，再去進諫。”在《禮記·曲禮》中也說：“兒女侍奉父母，對父母三次勸諫了，父母還是不聽從，就應該“號泣而隨之”，就是哭著再去進諫。說明父母有過失，都需要用正道來勸告父母，使他們免於陷於不義。因為做兒女的不忍心看著父母陷於不義之中，而不去勸告。”所以說，如果父親有能夠勸諫自己的兒女，就不會陷於不義的境地。
“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
因此，當父親有不符合道義的行為，作為人子的就要勸諫。只是一味地順從，怎麼能夠稱得上是孝呢？
在《群書治要·昌言》中記載，說：“人們侍奉雙親，要不離開父母身邊，不因為勞累困辱而倦怠，聽從父母的話，滿足父母的期望。孝子看到父母身體不安，就睡不著覺；看到父母飲食不佳，自己也難以下咽。終生都孜孜不倦地這樣做，就不會遭到父母的厭惡。”
同樣的道理，事奉君主領導，如果不出現過失，就不會得罪領導、父母。而且在工作的過程中，避免拈輕怕重，認真完成所有任務。臣子事奉君主，如果獲得君主的賞識，不能恃寵而驕，反而更加敬業；如果懷才不遇，也不要心懷怨恨，反而更加勤勉。無論處於安危或者險易的狀態，都不改變他的志向和誠心。這樣孜孜不倦地保持終生，就不會遭到君主的憎惡。
人與人交往，應該做到仁愛、寬恕、謙遜、禮讓，忠誠是發自於內心，信用顯揚於外，不聽流言蜚語，愛憎沒有偏私。不是因為我喜歡這個人，就對他好一些；不喜歡那個人，就對他厭惡。在私下的時候，嚴防責備別人。和朋友相聚的時候，多說別人的長處。有辜負我的人，我對他更加寬厚；有懷疑我的人，我對他更加真誠、更加信任。別人有禍患、災難，一定要去幫助，暗中施恩於人而不圖回報，暗中立功而不求為人所知。像這樣孜孜不倦地保持終生，與人交往就不會被憎惡。
所以他說：“侍奉父母，如果不為父母理解、認可，那麼一定是孝行尚未做到至善圓滿；事奉君主、領導，如果不被君主領導所認可，一定是忠誠、忠貞沒有盡到極致；與人交往而不被人理解、認可，那也是信義沒有達到極致。”
當然，行孝並不是一味地順從父母，有時違背父母也同樣是孝。那什麼樣的時候可以違背父母呢？他下面說：
“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如果父母埋怨怪罪別人，而不知道反求諸己、端正自己，那麼做兒女的就可以違背父母之命，而不去報復別人。
“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祿，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如果父母要給無才無德之人官位爵祿，也可以違背父母之命。
“父母欲為奢泰侈糜，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如果父母追求奢侈靡費的生活，就可以違背父母之命，不予答應。
“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為之，可違而學也。”如果父母不喜好聖賢教誨，而且還反對子孫求學，這種情況，就可以違背父母的意願而去學習。否則，還會陷父母於不義。
“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之，可違而友也。”如果父母不喜歡賢良之士，反對子孫和這些賢德之士交往，也可以違背父母之命，與這些人交朋友。
“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如果朋友遇到了困難，需要自己去幫助他們，但是卻遭到了父母反對，也可以違背父母之命前去幫助。
後面這一段結論，說得很好：“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不該違背的你卻違背了，這是不孝；而應該違背的，卻沒有違背，這也是不孝。那憑什麼標準來判斷該不該違背？後面這樣得出了結論：“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一味地講不違背父母，這是不孝，因為如果父母做了不義的事情，你也不違背父母，那就是成就父母去作惡，這就是不孝了；一味地喜歡違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父母說你的是對的、是符合道義的，但你仍然違背父母，這也是不孝。所以最後這一句話是關鍵，“其得義而已也”，主要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義？符合道義的，就應該去做；不符合道義的，就不應該去做。所以古人說：“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最終還是以道義為旨歸。
中國古人從來沒有講過“愚忠愚孝”，而是講了做父親的、做君主的有了過失、違背道義的時候，做兒子的、做臣子的要去勸諫，這才是盡到了子女和臣子的責任。
這一章就先學習到這裏，我們下次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