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孔子家语》，请看《王言》。

“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我们从这里看起，这一段是总结君王达到“三至”的治理境界必须具备的条件，以及对内、对外所取得的治理效果。

我们看经文：“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所以说：所谓天下最仁德的人，就是能和合天下最亲密的人；天下最智慧的人就是能任用天下最和谐的人；天下最圣明的人就是能举荐天下最贤德的人。国君这三种境界都通达了，就可以征伐不义。

这里讲到了“仁”，“仁者爱人”，爱人就是要让人生活得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君主必须率先垂范，修身为本、教学为先。自己首先行孝悌，然后教导天下人也行孝悌。当然天下人口众多，国君并不是总能够亲自去教导所有的人，必须任贤使能、兴办教育，由各级官员去教导。所以说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必定能够任用天下最和谐的人。最和谐的人，自己身心和谐，才能教导别人和谐，自己家庭和谐，才能教导民众如何保持家庭关系的和谐，这就是自觉才能够觉他。不能够自己觉悟，而能觉悟他人的，无有是处。而要任贤使能，就要求君主必须有识人之明，这样才能够把天下最贤德的人举荐出来，做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关键的关键就在于君主明智，这样才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领导者什么能力最重要？那就是知人善任的能力。只有他知人善任，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忠奸。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他修身有成，说明他的心地清净，才能够把别人看得一清二楚，否则就会出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情况，把君子也会看成小人。中国有一些古话特别值得人寻味，比如说“曲高和寡”“自古圣贤多寂寞”，还说“善人常得谤，善事常易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首先就是由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现象比较普遍。小人的境界平平，做事都是以名利为出发点和推动力。当他看君子做事的时候，也会以自己的境界推测君子，这就是为什么“自古圣贤多寂寞”的一个原因。圣贤人也和一般人一样的穿衣、吃饭、走路、喝茶，但是他的用心却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出于什么心做这件事呢？是在内不在外，所以不被一般人所知。那么小人就会用自己的心去揣测圣人的心，所以往往把圣人的行为都看错了，这就出现了对君子人的误解，甚至诽谤。

在《弟子规》中说：“流俗众，仁者稀。”在社会中，遭遇仁者都稀有难逢，遇到圣贤更是如珍如瑞。所以圣贤人难遇知音、寂寞寥然也就在所难免，为什么？因为只有境界相同的人才能够惺惺相惜，就像孔老夫子在世的时候周游列国，也是希望能够找到能够认识他，并推广他智慧学说的人，能够解民于倒悬之中，救民于水火，拯天下于陷溺。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一位明君，其结果必然是《书经》上所说的：“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不世”，就是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君主，换句话说就是卓越的君主。有卓越的君主才能够用卓越的臣子，用卓越的臣子才能够立下不朽的功勋。如果孔子在世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位明君，这位明君一定也会因为重用孔子而创下一代辉煌盛世，被载入史册。人类历史可能也会因为他而改写。

然而可惜的事是当时的君主，或者为眼前的富国强兵的小利遮蔽了双眼；或者因为不能放下自己的私欲而中途退缩；或者因为孔子弟子多贤德，又恐怕后世会取而代之而放弃。我们再看现代，有很多学者把孔子都解读为“官迷”，以为他周游列国就是为了获得一官半职，这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有很多学者把愚昧、落后、封建等等的词都用来形容孔子的思想言行，这更是诬枉圣人。

当然我们也看到，孔子虽然不得志于当时，但是他的思想在汉代以后被发扬光大，成为推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孔子的后人一直承传到今天，保持了两千多年长盛不衰，代代仍有贤人出现。所以《中庸》上说：“夫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必得其寿”。孔子所得的是素王之位，万世之名，百代之禄，无疆之寿。所以我们看历史，要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能因为他一时不得意，就会觉得古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报时不到”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从历史来看，这个规律还是一定的。所以古人说“不论一身而论天下，不论一时而论久远”。

“善人常得谤”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先入为主”的心理。古人对于善人、恶人总结了很多标准。比如说在《格言别录》中就有这样一条：“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厚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善人都是待人厚道之人，而厚道的一个表现就是常看人优点、学人长处，并且能够隐恶扬善，因此也不会在背后扬人之恶。而小人恰恰相反，不仅扬人之恶，甚至为一己之私，无中生有，丑化、甚至诽谤善人。别的人听到了奸人的不实之词，就会对善人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这种“先入为主”的心理，就像“疑人偷斧”的例子一样，一旦先形成了对人的这种印象，再从这个印象出发，观察善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好像和恶人所说的、所诽谤的都相符合。

恶人到处造谣生事、毁谤善人，而善人总是与人为善，既不会毁谤他人，也不会想到、更不会防备别人会诽谤自己。即使知道了恶人诽谤自己，也不屑于为自己辩白，因为什么？因为“谗焰熏天，举火焚空，终将自息”。“谗焰”，就像火焰一样，举着火把在熏天空。所以说“谗焰熏天，举火焚空，终将自息”，没有人理它，它自己就熄灭了。但是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如果没有知人之明，他认为这是善人默认了恶人的诽谤，便误以为恶人所言不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因为缺乏“知人之智”“识人之明”，所以才容易听信谗言。就像上次所讲的“三人成虎”的故事，特别是对善人的诽谤多了，大家也会觉得这是真实的了。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历史的教训可以值得我们后人汲取。领导者唯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明智的判断、无私的境界，才能够避免“善人常得谤，善事常易败”的悲剧，让善人在世的时候，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成就善事。特别是对于领导者而言，知人善任、用贤不疑更是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质。所以老子才说“自知者明，知人者智”。明智是领导者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关键。

在读《群书治要》的时候，看到魏征在序言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大奸巨滑，转日回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国因以危亡”。这说明魏征大人对这样的事情非常地有感慨、有感触，也说明历史上，忠臣被冤枉、诬陷而不被重用，奸邪之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令君主忠奸不分的事例也很多。所以魏征把这些案例都收集在《群书治要》之中，就是希望后世的领导者能够引以为戒，对于善人和恶人有清醒的认识，还有明确的辨别，这样才能够保持识人之明，做到任贤远佞。

读史使人明智。虽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有“先入为主”的心理，使得“善人常得谤”在当时不可避免，也使人常常发出“自古圣贤多寂寞”的感慨。但是历史却总是公平的，《大学》中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还有《左传》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尚书》中也讲：“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论语》中说：“德不孤，必有邻”。 这些经典中的教诲却是恒常不变的规律，至今仍然发人深省。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不会去和小人斤斤计较，甚至他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脚，还是会顺着进德修业的正确道路不断地行进。

这就说明能否知人善任、任人唯贤是区分领导者明智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君主没有知人之明，即使贤人出现，也不能够得到重用。更何况贤者都不贪图名利，经常隐居不出。

所以在《晏子》中，把人才分为了三个等级，上、中、下。最上等的人有什么特点？“难进而易退”，最上等的人才是难以出来做官、难以被举荐，但是很容易被罢退，就辞官而去。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出来做官、不做官，都不是为了自私自利，所以他无所求，“人到无求品自高”。如果他看到这个国君确实有德行，有愿望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安定，他就对他帮助、出来辅佐他，就像诸葛亮，要刘备“三顾茅庐”才能把他礼请出来，这是最上等的人才。

中等的人才，“易进而易退也”，很容易出来做官，但是也很容易被罢退。为什么？因为他无论是进是退，都是看时节因缘。古代的读书人，“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如果有条件，有君主赏识他、重用他，他愿意辅佐这个君主把国家治理好；如果看到君主没有德行，他就隐居了。这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无论是进是退，完全是看缘分。

“其下易进而难退也”，最下等的人，是很容易举荐出来做官，但是却很难罢退，为什么？很显然，这些人出来做官，就是自私自利、升官发财而已，为的是个人的名利，所以他很踊跃地出来做官，但是你要把他罢退的时候，就难上加难了。

有一些地方，学习西方的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人才，那我们想一想，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的人才，是哪一等的人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最下等的人才，很容易出来做官，但是却难以罢退。充其量选拔出来的就是中等的人才，就是很容易出来做官，也容易罢退。但是要选那些上等的人才出来，就非常困难了。所以《礼记·月令》中讲，季春三月要干什么呢？“开府库，出币帛，聘名士，礼贤者。” 国君要打开府库，取出财币缯帛，聘问名士，礼敬贤者。圣王要治理天下，必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主动访求人才，知人善任，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样才能够垂拱而治。

所以这里说，“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这一句话说起来很简单，只有这几个字，但是实际在生活中落实起来，那确实是难上加难，必须得有非常明智的君主出现，才能够做到选天下之至贤。

后面：“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有士之君，能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

所以说，仁者莫过于爱护人民，智者莫过于知贤，善政莫过于选贤任能。拥有贤良人才的君王如果能够做到以上三点，那么四海之内的人民都会拥戴他，并且听命于他。

爱人对于从政者而言就是爱民。在《尚书》中就明确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尚书》中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很怨恨，但是他还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去打猎，打了上百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

这个时候，太康的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了困境，于是分别做了一首诗来劝谏太康，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子之歌》。其中有一位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未显露的时候就有所谋划。我面临着亿万的民众，畏惧的心情就如同用腐朽的绳索驾驭六匹马拉的马车。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驾车的缰绳已经腐朽了，而有六匹马拉着这个马车，说明什么呢？很容易脱缰，所以要非常地小心。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到了孟子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在荀子那里，关于人民是社稷之本，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身为执政者，拥有国家而不能爱民利民，却期求人民亲附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附、不爱戴，而期求人民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期求敌人不来侵犯，还是不可能的；敌兵来了，而希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如果想使下属亲附、人民团结，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所以，荀子强调了一国之君“爱民而安”的道理。

在位者对待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就像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是统治者、在位者怎么对待人民，人民也就怎么对待在位者。所以在《管子》中就讲到：“人主能安其民，则民视其主，如视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如果国君不能够使人民安乐，那么人民也就不会为他分忧；如果国君不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那么人民也不会为君主效死。这说明什么呢？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得到民众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能够安其民、爱其民。

在《说苑》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到社山去打猎，老百姓听说了都赶过去看望他。齐宣王看了就很高兴，于是就下令老百姓可以免收租税。老百姓一听非常欢喜，纷纷地拜谢，只有一位闾丘老人没有拜谢。齐宣王看了之后就说：“可能我封赏的不够丰厚，大家嫌我封赐得太少了，那我再赐令百姓不用去服劳役。”这老百姓一听，更加欢喜，又纷纷拜谢，但是闾丘老人还是没有拜谢。齐宣王一看，就问他：“先生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过失，所以两次都没有拜谢。”这位闾丘先生说：“我听说大王在此游猎，所以特地来拜见大王，我希望能够从大王那里得到长寿、得到富裕、得到尊贵。”

齐宣王一听，可能感觉这个老人家太贪心了，于是就说：“人死生有命，人的死生都是有定数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长寿。虽然我的仓廪府库很充实，但是那是用来防备不时之需的，也不能让你富裕。我们国家大的官职没有缺额，小的官位又太卑贱，所以也没有办法让你尊贵。”齐宣王很委婉地就把这老人家的请求给拒绝了，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让你长寿、让你富裕、让你尊贵。

闾丘老人家一听就知道齐宣王误会自己的意思了，所以他就说：“我希望大王您能够选拔那些有德行的人来做官吏，让他的法度、制度公平合理，这样我就可以稍微延长寿命了。”法度公平合理，那老百姓就不会无缘无故地被抓去判刑，这样就可以稍微长寿了。“还有赈济百姓要适时，不要有事没事地随便烦扰百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少许地得到富裕了。”比如说遇到灾荒的时候，国君能够及时开仓赈济百姓，让百姓得到足够的粮食、衣服等等急需的物资，还不要时常骚扰百姓，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富裕了。“还希望大王再发布一个命令，命令年少的人都要尊敬年长的人，广布教化，兴起孝悌之风，这样作为年老的我就可以稍微地得到尊贵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位闾丘先生对国家的时事看得很清楚，他不是出于自私自利的贪心，为自己求得富贵、长寿，还有尊贵，而是希望齐宣王能够任用好的官吏，实行好的政策，这样让老百姓得到长久真实的利益。

最后闾丘先生又说：“如果您让我们不交田租，也不去服徭役，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仓廪必然会空虚，国家也没有可指使的人，这本来就不是我所希望的。”所以这个闾丘先生虽然是一介布衣，平民百姓，但是他看问题却非常深远，不是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是只想到自己的自私自利，而是能够从整个国家的治理、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来考虑。齐宣王听了这样的话，也由衷地赞叹，称许说：“您讲得太好了”。由此可见，真正爱民如子就应该选择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出来做官，这样百姓才能够真正得到长寿、富裕和尊贵。所以“爱民而安，好士而荣”，这是治理国家最根本的两个原则。爱民就必然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来做官，这样给百姓带来真实的利益。而德才兼备的人出来做官，他也必然会提醒、劝告君主要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实施那些对百姓有利的政策，所以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在《群书治要·孙卿子》，也就是《荀子》中：“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具体怎么做？那就是要“明分职，序事业，拔材官能，莫不治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 

“序事业”，就是把事情的轻重缓急要分清楚，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来安排工作，不能够把重要的事放在后面，把不重要的事情摆在前面，这样就本末倒置。

“明分职”，“分职”，就是分掌的职务，也就是要讲求分工，把各个职位的职责都明确下来，让官员能够分治其事，明确各个部门掌管的职务。

“拔材官能”，就是选拔贤才，任用有能力的人为官。当然要做到“拔材官能”，领导者必须没有猜忌之心，做到用人不疑，而且也要有识人之明。

“莫不治理”，一切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则公道达而私门塞矣”。这样为公效忠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而行私请托的门路就会被杜绝。

“公义明而私事息矣”，公正、道义的风气就会彰明，而为个人谋私的事情就会止息。

“如是，则德厚者进，而佞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这样做了以后结果就是：品德深厚的人能够得以重用；谄媚奸佞的人就受到遏制；贪图利益的人就被辞退；廉洁奉公的人能够受到重用，这就是爱好贤士的结果。

“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能”这三句话，其实就是《荀子》上所说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要求执政者必须做到爱民如子、知人善任、选贤任能。

我们看到习总书记的治国理念与这个治国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怎么做？“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以零容忍坚决反对腐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而且特别强调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比如说在2013年，他就在用人方面提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 

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重要讲话中，习总书记又强调说：“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们深深懂得‘为政之道、任人为先 ’的道理，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经验，诸如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可见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力倡导学习《群书治要》的重要原因。学习《群书之要》，对于深入理解和认真落实习主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

 “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是故诛其君而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故曰：明王之征也，犹时雨之降也，至则民悦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圣明君王所征伐的国家，必定是道义废弃的国家，所以才诛杀其国君，改变其混乱的政治，安抚民众而不夺取他们的财物。所以说圣明君王的征伐就像天降及时雨，一到达，民众就喜悦。因而施惠的范围越来越广博，得到的亲附越来越多，这就是所说的征伐也能稳操胜券，安享太平。

就像历史上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都是解民于倒悬，为人民除害，因此称为“吊民伐罪”，安抚人民，讨伐有罪之人。目的达到之后就止息兵戈，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戴和信任。所以历史上圣明的君主在对待战争的问题，始终是坚持不战、慎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可以使用武力的，什么情况呢？就是以行仁义为前提，这样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习总书记对于中国传统的慎战思想也有深刻的把握。在2017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在2017年12月，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上的主旨演讲中又强调：“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读到习总书记的这些讲话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实际上就是用现代的语言把中国传统的这种慎战、不战，以及战争必须以仁义为出发点的思想又讲述了一遍。

下面我们看“大婚”。看下一篇。

这一篇主要节录了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这篇对话是以天子诸侯的婚事为核心，所以以“大婚”作为篇名。在春秋时期，天子诸侯的婚事是国家政治延续的根本，而且在任何时期，夫妻关系都是五伦关系的核心，所谓有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君臣。夫妇这一种伦理关系端正了，对内能够尽宗庙祭祀之礼，延续祖宗的家风、家道、家业；对外能够以礼义治理天下，树立上敬下爱之风。所以中国古人言：“正天下，首正人伦，正人伦，首正夫妇”。

我们看经文：孔子侍坐于哀公，公问曰：“敢问人道谁为大？”

哀公就是鲁定公之子鲁哀公，是春秋时期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孔子陪鲁哀公坐着说话，哀公问孔子：“请问人道之中什么最重要？”

孔子对曰：“夫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

孔子回答说：“人道之中政治最重要。”如果把政治办好，国泰民安，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人心自然归附。

所以说“天道敏时，地道敏树，人道敏政”。在人道之中办政治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也鼓励自己的弟子从政，那怎么样才能够办好政治呢？要从政首先自己要学为君子，学为圣贤，这样所办的政治才称为圣贤政治。所以后面就对“政”下了一个定义，“夫政者，正也”，“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使人端正，怎么使人端正？后边说：“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主自己端正了，百姓自然就会跟着端正。所以办政治就是要“使人正”，“使人正”就是领导者、国君要率先垂范，带领大家做正当的事。

“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之不为，百姓何从？”君主的所作所为都是百姓效法的榜样，如果君王做得不正，君王或者是不作为，百姓跟他学什么呢？

所以在《论语》中，孔子多次强调领导者、在位者的率先垂范。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如在位者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在位者不能够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呢？

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中也这样说：“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君子办理政治，首先要端正自身，然后再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我们现在都提倡学习古文，从认识中国古代的汉字开始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汉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用法和意义已经有所区别了，我们提倡学习古代的汉字，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经典的含义。

比如《说文解字》，它用言简意赅的话把每一个字最原始的意思都解释得很清楚。比如“教”这个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也”。看到这一句话就知道良好有效的教育方式是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怎么效法。“教”这个字在小篆中是怎么写的呢？左边是一个“孝”，这个“孝”（）。上面是一个叉，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叉叉。再下面是个孩子的“子”，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教具。左边“孝”告诉我们教育要从教“孝”开始，“百善孝为先。”“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怎么教导“孝”（）呢？上面这个叉叉是父母、老师所画的，下面一模一样的叉叉是孩子所画的。告诉我们身教胜于言教。右边（）一只手拿着柳条，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必须老师、父母经常拿着教具、柳条不断地耳提面命，不断地进行提醒，所以要有耐心。如果一个孩子教不好，属下教不好，学生教不好，就要从这两方面来找原因：第一，我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如果自己的身教做得不错，第二，就是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耐心。因为他的习气毛病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你要想改正他也需要有耐心，时常地提醒，常常地劝导。这两点都做到了，就能够把孩子教好。

在《论语》中，孔子把上行下效的道理讲得更加具体，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如果在上位的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恭敬。在古代的皇帝，他非常尊师重道，一般接见群臣的时候是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是在接见老师的时候，他自己降阶，以主宾之礼来接见，一个站在东面，一个站在西面。大家一看，皇帝都如此尊师重道，那自己也会形成尊师重道的风气，这个就叫“上行而下效”。

《孝经》中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在位的人说话不能够随随便便，《论语》中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身为一国之君，身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每讲一句话，都要考虑它的影响，这样他所讲的话才能够为人所称道。所作所为能否给民众带来欢乐，能否让人们欢喜接受，让人听到之后能够依教奉行，他的德行、道义可以使人尊重；他做事情都能为人民所效法，他的容貌举止都有可观之处，言外之意就是很文雅，让人们所仰望。他的一言一行、处事待人接物、进退都要符合法度，都有可观之处。他这样统领民众，民众对他恭敬又爱戴，向他学习、仿效，这样就能够推行德教。这就是“上好礼”，在下的百姓就会生起恭敬心，也都会彬彬有礼地接待客人。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在上位的喜好义，“义者，宜也”，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也就是他所作所为都合情、合理、合法，那么民众就没有人敢不服从。所以在上位的人要按着规矩来做，按着道来做，才能够让人心悦诚服。这也说明在上位者，处事要公平正义。

《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像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自己有仁爱之心，他们行的是仁义，所以全国百姓也就兴起了仁义之风。而到了末代的夏桀王、商纣王实行暴虐的统治，结果天下百姓也从而行暴。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之所以出现很多问题，乱象丛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领导者、一把手出了问题。

在《德育课本》中记载，唐朝有一位官员叫张镇周，本来在寿春当官，后来他被调回自己的家乡舒州去做都督。调回自己的故乡任职，可想而知，那里有很多的亲戚、故旧，如果他要徇私枉法，老百姓就会生起怨气，因为他有失公平；如果他一律铁面无私，那又伤人情，怎么办呢？

在他还没有上任的时候，他就先回到自己的故里，大摆宴席，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大吃大喝了十天。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到了第十天，亲朋好友要离开的时候，他送给了每一个人一个大礼包，里边都是金银、绸缎等等，大家非常喜欢的东西。而且就在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流着泪说：“我回到自己的故乡当官，而官员是要与人民保持距离的，所以过了今天以后，我就不能跟你们这样常常吃喝、畅谈了，以后凡事都要秉公处理。”讲到这里，他自己也很真诚地痛哭流涕。我们想一想，这些亲戚朋友们在这儿吃了十天，又接受了他的厚礼，还看他说了这一番真诚的、发自肺腑的话，当然能够体会到他的难处。所以他当官之后，就没有亲戚朋友通过私人关系来向他求情。他处理事情不徇私枉法，所以老百姓都心悦诚服，民心很快就安定下来。他刚刚回来任职的时候，有老百姓可能就会担心，他会不会偏向自己的故旧，偏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他处事公平，让大家生起了信心，所以也没有人心生不平。所以中国古人处理事情要做到合情、合理、合法。这样才让人心服口服，这就是符合义，这就是“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位的人讲求信用，说话算话、信守承诺，民众就不敢不用情，这个“情”就是情实，“用情”就是以诚相待、以诚实相待。上面的喜好诚信，就没有人不敢用真情，没有人敢不尽忠。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真正做到这些，即在上位的人好礼、好义、好信，结果是什么呢？四方之民都会用布将小孩背负在背上，投奔你而来。像历史上，舜在历山耕田的时候，“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舜到历山一年之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小村落，聚集了很多人；两年之后，来投奔的人更多了，变成了一个小城镇；过了三年，舜所在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大城市。

从这里也启发人们思考：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要把中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为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用中华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祥和的状态，大家自自然然地都愿意前来学习。

要想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必须首先自己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同时，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伦理道德、圣贤教育重塑礼义之邦。正如习总书记在考察曲阜之后的讲话中所强调的：“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试想，一个充满希望、生机勃勃、还有祥和之气的民族，当然会吸引来众多的目光。吸引世界各国的人们前来学习中华文化，并且把这种爱好和谐、追求和平的文化带回到自己的国家。这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走出去，才能够真正影响到世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才真正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如果在位者不好礼乐，不喜欢礼乐道德的教化，大家即使来到这个国家，但是政治混乱，他们也活不下去。这就是《孟子》中所说的：“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现在有很多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本来有人想到这里投资做生意，但是一看政局不稳，还经常有战乱，也就不敢来了。所以要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是自己深入理解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文化升起信心，并且用传统文化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鲁哀公又接着问：“请问如何处理政事？”怎么样把政治办好？从哪里入手？

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信，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庶物”，就是万物、众物的意思，各种事物。孔子回答说：“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君臣有信，这三种关系处理好了，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就跟着理顺了。”特别是作为国君，能够把这三种关系处理好，更能为国家的百姓做出表率。夫妇有别，这个“别”并不是地位和身份上的差别，而是说在职责上有分工。男子要负担家庭的经济收入，创造经济收入使家人衣食无忧，养家糊口；而做妻子的，要承担起教育儿女的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没有后继的人才，家道、家业、家风都无法承传。所以要把儿女教导好，就必须由母亲来承担儿女的教育工作。

在历史上，周朝之所以能够享国八百年，成为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家庭教育，有良好的母教。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把夫人尊称为“太太”，这个“太太”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周朝的三位女圣人，文王的祖母是太姜，母亲是太任，夫人是太姒，这三位都是圣贤的母亲，因此教导出圣贤的儿孙。把“夫人”尊称为“太太”，就是期许她成为圣贤的母亲，教导出圣贤的儿孙。

史书记载，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孕的时候就非常地重视胎教，她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不好看的景色都不去看；淫词歌舞都不去观听；口里所讲的话是很温柔的话，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何况粗鲁骂人的话？正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教出的孩子文王也是一位圣人。古代的时候，对人的教育，它是贯穿了一个人一生的过程，是始从胎教，到慎终追远。所以中国人是最懂得教育的，教育的效果也是最明显、最成功的。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靠的就是教育。所以夫妇有别的“别”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家族可持续地长久发展。

“父子亲”，父子之间的亲情，不是圣人给我们规定下来的，父母爱儿女，儿女爱父母，他们之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情。怎么把这种自然的亲情保持一生，顺着亲的方向去发展？那就是要做到父慈子孝。“慈”，上面是一个“兹”，下面是一个“心”。我们从这个字上感受到父母的心，念兹在兹，时时刻刻都在儿女的身上。《大学》中有一句话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谁是先学了养孩子才出嫁的。但是她有了孩子之后，自自然然地就知道怎么样教养，这孩子一哭，她就知道孩子可能要吃奶了，可能尿床了。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她心时时刻刻都在孩子的身上。因为母亲的真诚心、爱心，所以就让她自自然然地懂得了如何去照顾孩子、抚养孩子。当然“慈”并不是一味地满足儿女的欲望，而是要教导他做人的道理。所以孩子做错事，你打他、骂他、教训他，这仍然是对孩子的慈。“孝”，上面是“老”字的一半，下面是一个“子”字，告诉我们下一代和上一代是一体的，没有两个，如果有代沟，这个“孝”就不存在了。中国几千年，我们看历史，没有发现儿女和父母之间有代沟的问题，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孝道的教育。

“君臣信”，领导者与被领导之间要建立起信任关系。如果没有信任，在位者发号施令，在下位的人都不去执行，政令就得不到实施，所以没有执行力。这三者都能够做到，政治才能够自然办得好。

“内以致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也”。这个宗庙就是古代的天子、诸侯祭祀祖宗的地方，在家族内部修明祭祀祖先的宗庙之礼，使之足以配祭天地之神。

在《论语》中，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民风淳厚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于人心厚道。人都有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返本报始的意识，那为了培养人们知恩报恩、返本报始的意识，怎么样来设立一个制度呢？中国古人他有一个思想，就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使这个思想落实。我们希望民风淳厚，而民风淳厚就需要有制度来保证，所以就有了祭祖的制度，祭祀祖先。一个人连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定时去祭祀，那么对于眼前的父母，哪有不照顾、不孝顺的道理呢？而君王率先垂范祭祀祖先，甚至以祖先配祀天地，这么样的隆重显示了对祖先的尊敬、不忘本。这样百姓也会起而效法，结果就是民风淳厚。

“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也。”“直言”，根据郑玄的注解，就是正言，也就是出政教。在朝廷颁布推行政教之礼，足以树立上下之间的恭敬。

在夹注中还说：“夫妇正则可以治政言礼矣。”夫妇这一伦端正了，出来才可以治理政事、谈论礼教；“身正乃可以正人矣”，自身端正才可以端正他人。

“物耻则足以振之，国耻则足以兴之，故为政先乎礼，礼其政之本与。”这个“物”，《玉篇》解释：“凡生天地之间，皆谓物也。”兴就是起的意思，所以说兴起。羞耻万事万物不合理法，则足以振兴礼教；羞耻国家不合礼制，则足以兴建礼制。所以治理国家必须先推行礼教，礼不才是政治的根本吗？

所以中国古人治国，是以礼治国。为什么礼这么重要？我们可以以婚礼作为例子，来讲一讲礼的作用，为什么礼重要？怎么推行礼？以礼治国的效果是什么？

在《礼记•昏义》中讲：“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古人是在黄昏的时候娶妻，所以这个“昏”就是“黄昏”的“昏”。根据郑玄的注解：“娶妻之礼，以昏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阳往阴来之意。”郑玄注，娶妻之礼都是在黄昏的时候进行，所以称为昏礼。为什么必须在黄昏的时候进行呢？是取它阳往阴来的意思。

“将合二姓之好”，就是婚礼是将以缔结两个姓氏之间的美好。古代人讲，礼上有规定：“昏，同姓不昏。”就是同一个姓，比如说同是姓刘的那是不能结婚的，这也是避免近亲结婚。

“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上要敬事宗庙、祭祀祖先，下要传宗接代，培养贤德的儿孙，也就是要把祖宗美好的家道、家风、家业代代相传。所以，古代的君子非常重视婚礼。

在《礼记集解》中，记载着吕大临的一个注解，他说：“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贲。盖天下之情，不合则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则能终，苟则易离。必受之以致饰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礼者，其受贲之义乎？故自纳采至亲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别疑远耻，成妇之顺正也。”

这一段话比较长，我们一句一句地来看。

“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贲”。这句话是出自《周易•序卦传》：“物不可苟合而已矣，必受之以贲。”苏轼在《东坡易传》卷九讲到：“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际所谓合也，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意思是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交际、结合，如果只是顺着这个情，直截了当地去表达这个情，这个就叫“苟”，苟且的“苟”，也是随意、随便、苟且的意思。

“礼以饰情谓之贲”，通过这个礼来文饰情感，用礼表达这个情，这个就叫“贲”。所以，“贲者，饰也。”“贲卦”这个“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修饰、美饰、装饰、文饰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不可以随意结合，必须通过礼来文饰情感。”如果没有礼，那么有情感就结合在一起，那与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盖天下之情，不合则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则能终，苟则易离。必受之以致饰者，所以敬而不苟也。”大概因为天下的情感不结合就不能成全，所以就有结合之道。它的结合之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必须采取敬慎的态度。敬慎则能够善始善终，随意结合就容易离散，就像我们说的闪婚闪离。

你看古人很早就告诉我们了，敬慎地对待结合才能够善始善终，如果随意结合就容易离散。只接受必得经过礼义修饰节度的感情，就是敬慎而不随意的表现。比如说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那么就苟且随便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很随便地结合在一起，将来也会很容易地分开。我们现在人，比起古人对这些道理了解得很少。很多年轻人都羡慕西方人试婚、未婚同居，觉得这样很随意、很自由，没有负担。但是不知道带来的结果是很不好，对自己很痛苦，而且对社会安定和谐也造成危害。

所以，很随便地结合在一起，将来也很容易地分开，这就叫“敬则能终，苟则易离。”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把婚礼看得很重要，要有这么多的步骤来体现对婚礼的敬重。

后面又说：“昏礼者，其受贲之义乎？故自纳采至亲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别疑远耻，成妇之顺正也。”婚礼不就是接受经过礼义修饰的情感之义吗？不能有了情感就直接表达，必须通过礼义的文饰之后才接受这种情感，才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婚礼中从纳采到亲迎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男子先于女子，就是男子主动，女子被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嫌疑，远离耻辱，成就妇人顺从贞正的美德。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欢女爱是一般人的人之常情。就像孟子所讲的：“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但是有室有家必须遵从礼的规定，不能有苟且的行为。孟子也说，假如“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比如说你钻了个洞去窥视人家，跳墙和人家私奔，这无论是父母还是国人都会轻贱你，瞧不起你。这说明什么呢？如果不遵循一定的婚礼制度，甚至苟且通奸这样的行为发生，就会遭到父母和国人的轻贱。

元朝吴澄也这样说：“不受币则不可以成男女之合。”也就是男女之间如果没有纳币订婚，就不能够亲近往来，更不能有不正当的关系。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礼呢？礼都有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的作用，就是让男女双方对婚姻有慎重的态度。

那我们从婚礼的这个制定可以看到，婚姻之礼是顺着人情来进行的，因为男欢女爱是人之情，一般的人都有的，但是又不能够像动物那样苟且随便，所以才有了婚礼。婚礼是人生中最重大、最重要的场合，大家都很重视，所以要很隆重。但是这个隆重并不是奢侈浪费、打闹嬉戏，然后就共入洞房，而是需要有“敬慎重正”的态度，这样才能够久远。

所以《礼记·昏义》中又讲：“敬慎重正，然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礼记正义》孔颖达疏说：“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礼之时，必须恭敬谨慎，尊重正礼，而后男女相亲。若不敬慎重正，则夫妇久必离异，不相亲也。”如果没有这种敬慎重正的态度，那么夫妇之间相处久了，就会离异，也没有了这种相亲相爱的感情了。

在《礼运》中，讲的是“夫义妇顺”，但是在《昏义》中没有谈“顺”，而是着重谈的“义”，为什么呢？因为夫妇之道，不担心妇不够顺，而担心什么？担心“苟于顺而伤于义也”，就是随随便便地恒顺了、顺从了，但是这种顺从是有伤于义的，是不符合于礼义的。如果不符合于礼义，这个顺也就不可常保，所以这里特别强调立“夫妇之义”。从这里我们看到，婚礼的设计，目的是成就两个人长久的幸福，而且给人以教育的作用，培养起人们对婚姻的责任感，这个就叫“因其情而节之以礼，从其欲而制之以义。”所以这个礼，它是“因其情”，顺着人情，但是又不能够让人情泛滥，而要以礼来做节度。“因其情而节之以礼，从其欲而制之以义”，顺从人的欲望而怎么样呢？用义来节制。

后面接着讲，说：“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这个义理非常简单，虽然简单却很完备。比如说，中国古代的价值观就有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它简单到极处只有一个字，所以它易记、易行，容易记忆，也容易在社会上普遍地推行，但是这里边的义理又非常的深刻。

比如说“仁者爱人”，这个“仁”包括了“亲亲”，亲爱父母，孝敬父母，又包括“仁民”，仁爱百姓，还包括了“爱物”，对万物都要有仁爱之心。而且怎么样去行仁呢？孔子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要从恕道来作为行仁的方法。培养人的仁爱之心，要从哪里做起呢？要从孝敬父母来做起，所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个“仁”字，你要把它展开来讲，义理无量无边，所以简要详明，就是“义简而备”。

“礼易而法”，这个礼设置得很简易，因为它设置得简易，所以容易遵守。这个“法”就是效法的意思。如果这个礼太繁杂，就不容易效法，而且会让人升起厌烦之心。

“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古代的人设置这个礼是非常有学问的，它离人情不远，设置得合情合理，所以才让人们迅速地遵从它。比如说我们看《礼记》中讲到祭礼，就说这个祭礼不能设计得太频繁，如果设计得太频繁，频频地祭祀就会让人升起厌烦之心，就会让人粗心大意。同时祭礼也不能够设计得太稀疏，如果好长时间也没有一次祭祀，那人们就会疏忽了它，因为疏忽甚至把祭祀的事情给淡忘了，也升不起对祖先的敬意。所以这个礼要设计得恰如其分，设置得合情合理，才容易让人遵守。

治国以“礼”的结果是什么？“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 对于个人来说，按照礼去做，身心泰然端正，肌肤丰满润泽，这是人的康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人身心清净，在脸上有所表现，他的肌肤干净，不是满面黑色，還有充盈、滋润，这都是心地清净的一种反应。

“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五伦关系处得好，父子笃厚、兄弟亲睦、夫妇和顺，这是家庭的康健。所以为什么传统文化很多人愿意学？因为学了之后，本来夫妻要离婚的，不离了；本来儿女不孝父母的，开始给父母洗脚了；本来兄弟为了财产要吵上法庭的，最后和睦相处了，这就是学的效果，学和不学大不相同。

“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大臣能够秉公守法，小官清正廉明，官职序位明确，各尽其责，君臣相互匡正，这是国家的康健。“君臣相正”，这个“正”，就是匡正的意思。中国古人认为忠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看到国君有过失，能够犯颜直谏，不能一味地顺从他的过失，谄媚巴结，那叫愚臣，不叫忠臣。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天子以道德为车乘，以乐教来驾驭，诸侯之间以礼友好往来，大夫们以法排定次序，士人们以诚信彼此成就，百姓和睦相处，这是天下的康健，这种状态称为“大顺”。

而要达到这样的治理境界，没有其它的原因，正是因为古圣先王能够修“礼”以达到“义”，践履诚信，而达到和顺的境界。这样的太平盛世，就是以礼治国，顺应天理、人情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讲“礼”是政治的根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子”就是妻子和儿女。孔子接着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必定敬重自己的妻儿，这是有大道理的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不敬妻子的，更没有歧视妇女的。 “男女有别”，并不是说男女地位上有差别，而是根据自然之道来指导人生得出的结果，这个“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顺天者昌，逆天者亡”，顺应天道来生产生活，才能够昌盛发达；违逆了天道就必然灭亡。在男女出生，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就是有差别的，这个差别是自然而然的，按照这个差别来分配男女的工作任务，那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特别是在农业社会，创造经济收入更是由男子来承担。女子，根据她生理、心理的特点就是教育儿女，把儿女培养成圣贤人。根据这种职责，就要求“夫义妇德”，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做妻子的要有德行，这样才能够言传身教，把儿女教导好，能够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所以只有做到了“夫义妇德”，夫妻关系才能够处理好。

古代的圣王一定是敬重他们的妻子的，为什么？下面接着说：“妻也者，亲之主也。”因为妻子是“亲之主也”，她负责祭祀祖先、孝敬公婆、助夫成德、和睦妯娌、教育子女，所以她的责任无比的重大。中国古人说，娶一个好太太可以兴三代，而娶一个不好的妻子就可以败三代，这个绝对不是夸张。

为什么妻子能够受到特别的尊重呢？因为中国古代的妻子，她完全没有自己，很多的妻子都不要自己的名字，她是不图名、不图利，一心一意地把家照顾好，帮助丈夫事业成就，让他没有后顾之忧。作为丈夫的，对这样的妻子怎么能够不感恩、不敬重呢？

在《易经》上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女子要效法大地的德行，大地很安静、很平稳，所以做妻子的不能够常常发火。“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下面是个“女”字。上面这个宝盖，代表家，下面这个“女”字，代表女子在家，在家就安、就幸福。女子还要非常地厚重沉稳，就像大地一样有德行，大地有什么德行？“地之秽者多生物”，大地污秽、肮脏的地方，反而植物长得很茂盛。所以女子越是忍辱负重，越有德行，这个家的幸福才越有保证。她这样的忍辱负重、对家庭有这么大的贡献，当然受到丈夫的敬重。

做丈夫的也有丈夫之道，要做到“领妻而不管妻”，就是把妻子领到为人处世的大道之上，而不是处处、事事都去管她。因为管人是地狱，你去管她，她也不会服从，甚至还会逆反。那么怎么样领妻？就是丈夫自己要走在做人的正道之上，首先要立住“三刚”，“三刚”不是“三纲五常”的“三纲”，是“性刚无脾气、心刚无私欲、身刚无嗜好” 。

“性情刚正”体现在什么地方？并不是说脾气很大，脾气很大的人称为“暴夫”，很软弱的人称为“懦夫”。“刚正”恰恰体现在能克制自己的脾气，不随意发怒。如果丈夫的脾气不好，身边的妻子、孩子就会很没有安全感，感到很紧张，很有压力，不愿意和他相处。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因为芝麻大的小事大发雷霆，让人战战兢兢，时间久了，周围的人都神经紧绷，很有压力。

“心刚无私欲”，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偏爱妻子、儿女，而薄待父母。“身刚无嗜好”，做男子的要修身，把自己的不良嗜好，抽烟、喝酒、好色、赌博，这都不行。丈夫修身修得好，又能够创造经济收入，使家庭生活得以保障。

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妻子当然会敬佩他，愿意听从教导，所以教也是身教胜于言教。做丈夫的敬重妻子，体现在他对妻子很体贴，对妻子的付出很感恩，还要让妻子有安全感、有依靠，生活很踏实、很幸福。

“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其次，还要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那就是敬子。因为孩子是“亲之后”，是祖宗父母的后代，但是敬子并不是孩子要什么就满足什么，而是要把祖宗的德行、祖辈的精神品质、人生的经验、创业的教训传授给子孙，让这些好的德行、好的家风、家道代代相传，这才是真正的敬子。

所以古人总结出很多教子的格言，像“孝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如果我们多读一些圣贤书，在教子方面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现在的很多孩子都被惯成了小公主、小皇帝，就是因为做家长的“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哪个父母不爱儿女的？但是爱儿女却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他、教育他，反而把孩子给害了。所以溺爱的“溺”写得很有味道，它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弱”字。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你爱孩子，把孩子爱得身体很弱，办事能力很弱，而没有任何承受挫折的能力，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上个学书包还要由父母、保姆来代劳，这样都是“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 所以《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人要成才，必须得到各种各样的锻炼，让身体得到锻炼，让心智得以磨练，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坦然处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这样才能够把孩子培养好。

所以这个敬呢？特别重视要用良好的教诲来引导孩子，不能够一味地满足孩子的欲望。所以古人说，“惯子如杀子”，“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养了儿子你不教育，等他长大脾气像驴一样，顶撞父母，不尊敬父母，甚至打爹骂娘，没有丝毫感恩之心。养的女儿只会吃喝享受，到了婆婆家里不知道孝敬公婆，也不知道怎么做家务，不知道助夫成德，更不懂得如何教育儿女，自己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每一天很懒惰，就爱享受、打扮，这不就像养猪一样了吗？

“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所以君子没有不尊敬的，也就是一切恭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 说到敬，最重要的就是敬身，也就是敬重自身。自身是祖宗父母的分支，怎么敢不恭敬呢？

“亲之支也”，在《礼记》中这个“支”写作树枝的“枝”。“亲之支也”意思就是父母的分支。那么怎么样敬重自身呢？敬重自身要做到两点：第一，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弟子规》中说：“身有伤，贻亲忧”。自己身体有损伤，让父母家人跟着不放心，跟着会忧愁。《孝经》中也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把自己的身体保护好，不要一会这头疼了，那又胃疼了，这都会让父母很忧心，这是孝的开始。那么除了这之外，还要提升自己的德行，让父母放心。所以“德有伤，贻亲羞”，自己德行上不够完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还有很多的问题，处处有障碍，会让父母跟着担心。一个真正能够让父母放心的人，那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所以古人才说“求忠臣与孝子之门”。当然孝子“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想到，是不是会给父母蒙羞？所以他非常小心谨慎，怎么样呢？也就非常地有教养。我们这一代人，最怕别人说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没有教养”，这一句话不仅说了自己，还说了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们德行上有亏欠，就会让父母蒙羞。《孝经》上也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这样才能够把孝尽得圆满。

 “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而亡。” 不敬重自身就是伤害了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了根本，伤害了根本，枝干也就随之枯亡。

“三者，百姓之象也。”这个“象”就是效法和仿效的意思。这三者，自身、妻子、儿女，百姓和君主同样都拥有，所以百姓自然以君主为榜样来效法。

“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于天下”。这个“大化”，就是广远、深广的教化。这个“忾”它有两个读音，当“满”字的时候，读作“kài”，当“志”字的时候他读作“xì”。“身以及身”，就是敬重自身，进而推及到敬重他人。

一个人只有自爱才能够爱人，只有自尊才能够尊人。《弟子规》中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件事我该不该做？”我首先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对我？”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那我也不能够这样去对待别人。

敬爱自己的儿子，你才知道天下的人都是父母所生，所以你也知道敬爱天下人的儿子。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儿子的国君，也肯定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因为一发动战争，有多少家庭的儿子都要走上战场，丧失生命。

敬爱自己的妻子，也能敬爱他人的妻子。怎么样敬爱呢？就是以礼相待。这种推己及人的做法就能够使自己的心量拓开，继而做到襟怀天下、心系苍生。君王做好这三件事，教化才能够推广到普天之下。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敬恭以从命。若是，则可谓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与名，谓之君子，则是成其亲为君而为其子也。”

孔子遂言曰：“为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不能乐天，则不能成身。”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夫其行己不过于物，谓之成身。不过于物，合天道也。”

这一段话说明哀公也很好学，哀公问孔子说：“请问什么是敬重自身？”

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敬重自身就是要使自己修身有成，这样才能使江山事业代代相传。所以孔子回答说：“国君发表错误的言论，民众就会说不正当的话；国君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民众也会起而效法做错误的事情。国君的言论不可超越政令，行动不可超越规范。自己的言行不超越政令、规范，老百姓就会恭敬地听从国君的命令。如果这样，就可以说是能够敬重自身了，能够敬重自身就能够成就双亲的名声了。”

哀公又问：“什么是成就双亲的名声？”孔子回答：“所谓的君子就是成就了名声的人，能敬重自身的人，百姓把它称为君之子，就是君的儿子，这样就使他双亲得到荣显，使他的双亲成为君，这就是成就了双亲的名声。”孔子随后说：“治理政事而不能够爱护民众，就不能够成就自身。不能够成就自身，就不能够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不能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就不能乐行天道；不能够乐行天道，就不能够成就自身。”

哀公问：“什么是成就自身？”孔子回答说：“使自己无过错于天下，就称之为成就自身。无过错于天下，就是国君的言行、思想都符合于天道，一个国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成就自身了。”

这说明作为一个好的国君，敬重自身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求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够成为社会大众效法的榜样，言行、举止没有过错，不违背常理，而且还都符合于天道。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的君主，就不能够不好学，不能够不学习经典，因为道都记在经典之中。

“人不学，不知义；人不学，不知道。”

如果不学习经典，不了解什么是治国常理、常法，按照自己的意思喜好去治国，往往是背道而驰，那就是逆天者亡。

好，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不足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