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诸位同学，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论语治要》。我们上次学到颜渊篇。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吴嘉宾说“克己复礼，崇德辨惑，皆古之言也”。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崇德辨惑也是古时的成语。崇当“高”字讲，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就是辨别疑惑。如果遇事迷惑颠倒，拿不定主意，那就要辨别得清清楚楚。子张问这两条，孔子分别答复，先说崇德。“子曰：主忠信徒义，崇德也。” 一要以忠信为主，忠就是忠诚，信就是信实，不弄虚作假，不欺骗人，不说瞎话，这就是忠信。如果口犯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这就是不忠信了，懂忠信才是有德。那么在郑康成《学而篇》的注云，“主，亲也”，这个主有两种解法，前面是以忠信为主，那么郑康成的注解是亲的意思，意思是对于忠信之人应该亲近，这个是讲主忠信。另一条就是要徙义。这个“徙”是迁徙的意思，“义”当宜字讲，和适宜的宜是相通的。合理者，合宜者为义；不合理者，不合宜者就是不义。如果你所办的事情不合理，马上改过来照合理的办，这就是徙义；照合理的办，这就是有德了。再说辨惑，孔老夫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惑起于人心之谜，难以解释，所以孔子在这里举了一个事例加以说明，比如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即欲其生；后来对他厌恶的时候，对他恨得不得了，甚至希望他死。对于一个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是单凭爱恶而没有一定的主意，这就是惑，就是迷惑颠倒，那么这说明一个人没有辨明决断的智慧。

       那我们再看下一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在通行本上有这个也，在治要本就是“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听讼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也就是听取双方所讼之辞，来判定谁是谁非，谁曲谁直。但是他和别人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使人无讼。“必也”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一定要使人不再起争讼、不去诉讼，就是叫有争讼的人官司也不打了。那么在舜的时候皋陶订五刑，《书经》上记载说“刑期无刑”，就是他制定刑罚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去惩罚人，而是希望人们有戒慎恐惧之心，而不再去触犯刑罚。所以在尧舜的时候没有犯人，狱中长草，囹圄空虚。到周文王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他在做西伯的时候，有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产来争执，到了周家请他去评理。但是到了周文王统治的地方，看到无论是农人、行人还是士大夫无不是谦逊礼让，看到这种情景，虞芮两国的国君就惭愧地回去了，把所争之田让为闲田，这就是以德化人使其无讼的历史证明。孔子为什么能使人们无讼呢？使人无讼就是以德化人。比如说为政篇所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能无讼的人就是国家在足食之后，最重要的是实行教化，进行道德教育。如果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百姓犯法就给予处罚，这就叫“不教而杀”，孔老夫子把这称为虐政。那听到这里很多人就问了：西方人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强调道德教育，他们仅仅就靠制度不就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吗？也没有出现像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那么这些社会问题就能得以解决了。这个观点在现在社会普遍流行，实际上这个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偏颇之处就在于它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的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旅游，西方人带我们去看最多的地方就是教堂，似乎除了教堂还是教堂，这就是他们的历史遗迹。这说明宗教文化在西方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制度之所以得力，也是因为长期的宗教教育培养人内心的自律，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自律，那么这个制度仍然不会起作用。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搬过来，那我们这些社会问题就得以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却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叫异体移植呢？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国家能够实行的很好，很有效果，但是一搬到中国来就会出现水土不服，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公民的道德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也就是我们没有像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教育。在中国历史上，道德教育是靠儒释道三家来共同推行的。那么儒释道三家讲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伦理，道德，因果。所以因果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它取代了宗教教育，使人们不敢去作恶。所以西方人也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像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教育，但是中国人却很有伦理道德的底线，为人谦恭有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因果教育取代了宗教教育。因为如果上帝他是一个真正公正的人，那么在人临终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根据这个人一生中所做的善恶之事判定他去天堂还是地狱。那么中国人直接讲因果，就直接告诉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个更直接更彻底。所以在五四运动和十年文文革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使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断层了，甚至被认为是迷信。结果这种观念，这种教育缺失了，最后导致的是无法无天。什么是无法无天呢？既不相信世间的法律，因为世间的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人们通过行贿受贿就可以逃过法网法律的处罚。那么无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又不相信天理。这个天理之一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结果人就无恶不作了。所以，在西方有一个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叫麦金泰尔，他写了两本书，非常地著名。一本书叫《追寻美德》，在这本书中他就说道：无论道德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他说，无论美德与法律之间在其他方面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的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制度必须得有公平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如果这个人自私自利，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和小部门小集体的利益，他不可能制定出公正公平的制度。即使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出来，在推行的过程中也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把它实施到位。

       那么这一点其实早在《荀子》上也就有类似的说法。在《荀子》上是这样说的，他说礼法制度不能孤立的存在，有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才会存在；失去了圣明的君主，礼法制度也就随之消亡，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道理。这个道、这个礼法制度虽然很好，能够对你的人生、对社会的和谐有所帮助，但是你不去学习，对它也不信任，把它束之高阁，甚至还批判它是迷信、是封建、是落后，那么它对你的幸福人生、和谐社会的建设也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这个法是治理国家的凭依，而人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圣贤君子，是法治的本源，也就是他们才是制定法律制度的人。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能够使国家得到普遍的治理；如果没有了圣贤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想得到的是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无论是对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一个单位集体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德才兼备的有责任感的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具有道德素质的人，特别是领导者才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在《群书治要•傅子》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这句话对于我们看清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和人，也就是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启发、有帮助。因为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到底是制度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哪一者是根本？那么这一句是这样说的：“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意思是说贤明的领导者必须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换一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制度上的改革还是十分及时和必要。但是古人也同时看到并不是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现大治，还必须有贤德的人去推行好的制度。正如在今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后这样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养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从这一段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重视人的道德教育。

       如果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而忽视了对人的道德教育，就会有三个问题是不能够解决的。第一，是难以防患于未然。在《大戴礼记礼察篇》上有这样一段话，“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那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般人的智慧能够看到已经产生的、已经出现的现象或者结果，但是不能够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而礼恰恰是能够防患于未然，而法是等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才给以事后的补救、事后的制裁，所以法的作用容易被发现、容易被理解、容易被看见，但是礼所起到的作用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洞察的。那么关于礼和法的这种礼的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效果和西医的效果来加以对比说明。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有著名的神医叫扁鹊。他有两个哥哥，也都是医生。有一次魏文侯就把他们请来问，我听说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医生，究竟哪一个人医术最高明呢？扁鹊回答说：是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呢？因为他给人讲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去饮食起居，所以这个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但是他的名声出不了这个人的家里。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在病人有小小征兆的时候就可以发现给以对治，而这个人也不会得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名声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我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的诸侯国。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等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大的动作。比如说钳开他的血脉，给他进行针灸，再喝上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说扁鹊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复生。所以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那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管理理念影响超过了中国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因为一般人的智慧只能看到已经发生的、已经产生的影响，而看不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这是礼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就是我们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而只是重视制度建设，就会导致“民免而无耻”。孔老夫子在《论语》上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人们只要触犯了这些政令条款，就给他以刑罚的处罚。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因为惧怕处罚免去做坏事，或者他仍然想方设法的做坏事免于法律的制裁，但是却没有羞耻心，甚至还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结果，沾沾自喜。那么在西方社会这些现象就很普遍，比如说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这个反社会行为在西方被称为Antisocial behavior，也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不道德行为。比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倚强凌弱等等。而青少年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离婚率也不断攀升，青少年犯罪率也是不断攀升，这些问题也都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在我们中国这几年经常听说这样的现象，说这个孩子才十三四岁但是都已经有堕胎的行为了。这个孩子才十三四岁，就有这样的行为，影响了自己的健康，影响了自己一生的幸福，那么这些现象是靠法律监督机制无能为力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专注于制度的建设而忽视了人的道德教育，就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有一次我们去开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她还是一位女士，就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向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像你们想象那样理想。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老子所描述的情形。什么情形呢？那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也就是我们的法律条款一天天更具体、更细致、更严密，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食品安全有问题了就有食品安全法，各种各样的现象出现了，就有相应的法规来惩罚来防范，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现代以来，很多人宣称上帝死了，很多人认为宗教是迷信，不再信仰上帝了，特别是年轻一代越来越排斥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来进行制度安排的，所以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所以法律监督机制很严厉很严密，人一犯罪确实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会仍然会危害人群，所以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我们在现在社会还出现了人们不以进监狱为耻，反以为荣的现象。据说人们到监狱之后都在交流什么问题呢？他们就这样问：你第几次进监狱了？这人很不好意思，他说我是第一次。结果对方一听就说了：你才是第一次呀，我已经是第三次了。说起来很骄傲很得意，还以进监狱多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现在的警察还执法犯法，帮助犯人来做一些事情来以此受贿得好处。所以监狱已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政府不得不拿着大量纳税者的钱去建设监狱，因为旧的监狱已经住满了。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不好好地把学校办好，把教育办好，我们就要拿着大量的钱去建设监狱。那么这些问题确实是触目惊心，所以我们从这里深刻的体会到到底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上也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也就是说你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只是以刀具刑罚制止人的行为，就是每天都在执行惩罚，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屡屡发生。在麦金泰尔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他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缺少主体性。所以他说伦理学的任务不应该是制定正义的制度和规则，而应该是 回复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对人的美德培养恢复到核心的地位。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国家能否治理好，反腐倡廉能不能有效果，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也就是我们总书记所说的“国无德不立”。要有德，必须进行道德教育。现在我们很重视对领导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但是好的领导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的，必须有一个长期教育和熏陶的过程才能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所以必须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配合，才能培养出好的有德行的领导干部。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也这样说道：“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这段话就是说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古代的人说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如果一个人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按照法律应该是被斩首的。虽然法律能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像曾子对父母很孝敬，所以他出外，家里来了人，他的母亲灵机一动，怎么能让曾子知道呢？她就把自己的手指头咬破了，结果曾子心里就感到一阵疼痛，母子连心，他知道母亲有事了，赶紧往家跑。结果回到家一看，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家里来了朋友，母亲希望他知道，快点回来。所以你看曾子孝心，他有这样至诚的孝心所以能够感到他母亲身体的变化。那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感受不到了呢？听起来这样的故事像天方夜谭了呢？因为我的心没有和父母在一起，没有心里处处挂念着父母，所以即使我们的父母手指头都咬破了，他可能还是无动于衷。什么原因呢？心思不在父母身上了。在哪上面了呢？在财色名利上面了。这颗心就不真诚、不觉悟、不敏锐了。所以古人把这个忙字写得很有味道，是一个竖心旁加一个亡字，告诉我们什么叫忙呢？就是我们的心已经不觉悟、不敏锐了，观察不到周围人的需要了，甚至连父母的感受需要都感觉不到了。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些记者去采访了很多成功人士，企业家领导干部等等。就问：你认为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式是什么？如果这些人就开始夸夸其谈，那我要让我的父母过上好的生活，住上大房子，住上豪华轿车……结果这些记者又去采访了这些儿子的母亲，说你您认为您儿子最好的孝敬您的方式是什么呢？结果这些母亲都无一例外地这样说：唉，我也不希望住什么大房子、坐什么豪华轿车，我只希望我的儿子有时间多回家看看，陪我聊聊天，唠唠家常就够了。所以你看我们因为自己的私利而奔忙，为了名利而朝九晚五的去工作，对于父母的感受已经体察不到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去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尽忠，这是他父母所期望的，这是更高层次的孝，这是大孝。但是这个人有时间和朋友去应酬，但是却没时间去看望父母，这就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而奔忙了，这不是为国家尽忠。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培养不出曾子孔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以惩罚的处分，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那样廉洁的节操。伯夷是商朝人，后来周朝灭了商朝，他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在山里，他这样廉洁的节操也不是靠刑罚惩罚可以得出来的。再比如孔老夫子培养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有贤达的七十二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呢？这是靠教育所成就的。前几年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举办了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用传统文化来教育村民。结果短短的时间就使民风大为改善，影响了很多来参观学习的人。凡是到庐江学习过的人，都能够为那里面的老师身体力行的传统美德的作风而深深地感动。这里边的每一个老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感染着、教育着来学习的人。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不是靠法律机制、监督机制、惩罚机制，而是靠教育所成就的。什么教育呢？就是圣贤教育，是我们千百年来的中华文化、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以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现在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各个地方兴办传统文化的公益论坛，带动着一方学习传统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做出好的示范和榜样。这是告诉我们教育确实能够培养出圣贤君子。

       在《群书治要•盐铁论》中也说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这就是给我们讲到了法律的局限性，它能够给人以惩罚的处分，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能够杀人，培养不出一个人仁慈博爱的品质。在《群书治要•史记》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汉朝兴起之后，去掉了棱角而力求婉转。什么叫棱角？就是秦朝的严刑峻法。我们从历史上也知道，秦朝虽然得了天下，但是因为它是靠着严刑峻法来治国，积累的是民怨，结果二世而亡。力求婉转是兴起了伦理道德的教育，免去了繁文缛节而提倡质朴，法网宽疏得可以漏掉能吞噬船只的大鱼，这就是说当时的法网很疏忽，很粗疏，甚至有很多漏洞。即便如此，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伦理道德教育，结果是吏治蒸蒸日上，谁也不敢为非作歹，百姓和美安乐。所以得出结论说治理国家重要的是道德的引导，而不在于刑罚的严酷。在《论语》上孔老夫子也强调，“不教而杀谓之虐”，也就是说在位者如果没有教导人们孝悌忠义礼义廉耻的道理，人们因为缺少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和责任，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就被处以死刑，这种政治就属于虐政。所以在《群书治要•汉书》上也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的人，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得多了，人民就会怨恨背叛，礼义用的多了人民就会和睦亲爱。各个朝代的君主都想让人们的德行美好，这个愿望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用来使人们的德行方法和手段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的，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而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味地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忽视了道德教育，结果可能是人心的背离和民风的哀怨。中国中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宗教文化，而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圣贤文化，它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等的形式，培养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官吏的候补，并且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都落实了“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主张，也就是谁能为国家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样的人就会受到最高的奖赏；如果人嫉贤妒能，他手下有人才被埋没了，受到国家最高的惩罚。这样的制度一实施就保证了人们愿意把德才兼备的人推荐出来作官吏，有德有才的人居于领导的地位，这样这个社会想不和谐都很难。那么这种政治制度在设计的时候既关注了公平正义，同时也注重了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的培养。那么也就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不是民主政治，他的理想政治制度是高于民主制度的圣贤政治。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所有的制度建设和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把人培养成为一个好人，如何把好人选拔在领导位置上来设计的。这样的政治制度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六韬》上这样表述，圣贤政治的结果是这样的：政令宽和公平，官吏不苛刻，节制赋税减轻人民负担，领导者个人生活简朴不奢华，不以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法律，赏赐不会加于无功之人，刑罚不会施加给无罪之人，危害人民的人有罪，对国家荐举贤才的人、有利益人民的人会受到奖赏，后宫不乱政，不听妇人之言，上面的领导者不会做见不得人的事，下面没有阴谋加害之人，不供应宫室额外开支，不过多游玩而影响民众安乐，不追求珍玩佚乐，做官者没有腐败蛀虫之类的人隐藏，国家没有流离饥饿的人民。这就是圣贤政治所达到的状态，是能够达到高于不敢欺，和不能欺的不忍欺的理想状态。子贱治理单父就达到了不忍欺，人们即使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就像严刑峻法就在身边监督一样，因为他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既领导管理百姓，又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更重要的是他还给人们以伦理道德的教育，把孔老夫子仁爱忠恕的理念都运用到管理之中了，最后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们的长官。所以中国古人的观念是一种宇宙一体的观念，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而不是对立的观念。在对立的观念之下，所涉及的制度是如何管人、惩罚人、压制人、监督人，但是在一体的观念之下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帮助人，关爱人，提升人。人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动物，还是感性的动物，感化才能真正的解决矛盾，化解冲突。  

       废弃圣贤政治不用的结果，在《群书治要•六韬》上也有所说明。这段话很有味道：“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世俗社会大众所称道的人当作是贤德的有智慧的人，把世俗社会大众所诋毁的人当作是不贤德的人，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会使党羽多的人被提拔，不结党的人被排挤，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把真正贤德的人给埋没了。忠臣无罪却被置于死地，邪臣用虚名取得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这段话其实也是给我们说了民主选举所可能导致的弊端。因为如果社会大众道德素质、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像我们村干部的基层选举中，谁送给我的礼多我就去选谁，谁送给我的礼物投我所好，我就去投谁的票，那么最终选出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好的结果，所以在某些地方，黑社会的老大也都被选为村支书了。所以这一段话也就提醒我们如果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理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采取民主政治的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所以说无论是圣贤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以一定的公民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为基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忽视了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仅仅关注民主制度的推行，甚至想把西方的民主制搬到中国，那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人的良心泯灭而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

       这一段阐述的就是给我们讲孔老夫子讲“必也使无讼乎”，为什么使人无讼呢？重要的是要兴起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仅仅关注法律监督机制的严苛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是有很多社会问题难以解决的。所以在《礼记•学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古人治理的国家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而今日我们看到在网络上电视上经常爆出了很多的新闻伦理关系紊乱，矛盾冲突不断，人心惶惶无依，整个社会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在汲汲地妄求，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西方忽视了宗教教育，而东方忽视了圣贤教育所导致的，这才是社会问题所产生的根本。所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高度重视弘扬中华文化，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具体怎么做呢？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可以在全国挑选一些真正通达中华传统伦理道德、而且品行兼优的老师，在电视台，网络、广播等各类媒体上宣讲中华伦理道德的精神。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五伦八德，教导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是做一个好人，都必须把五伦关系处理好，这五伦关系处理好了，社会上很多乱象就不存在了，人伦关系就理顺了。八德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朱子朱熹所概括的；另一种是孙中山先生所概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这两种八德的说法归纳一下，重复的去掉，得出十二个字，那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我们用这些伦理道德来教育人们，首先是领导者和教育者要受教育。人们有了这些伦理道德观念，知道了是非善恶美丑标准，就会羞于作恶，止于作恶，同时配以因果教育，使“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深入人心，让人不敢作恶。

       第二，要真正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人才选拔标准，无论是党员入党，还是领导干部的选拔，首要的条件就是孝廉。因为一个人孝才有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会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来处事，不会忘恩负义、见利忘义。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廉就是廉洁不贪，这样才能把德才兼备的领导者选拔出来，脱颖而出。

       第三，国民教育和党校课程应当以五伦八德的道德教育作为主修课或必修课，也就是起到长善救失的作用。古人说，教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增长，得失得以挽救，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承担起长善救失的责任。随着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德行越提高，善良越增长，过失越少，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不如小学生的现状。还要以《国学治要》、《群书治要》作为治学、治国的必读课本。《国学治要》作为治学的课本很好，《群书治要》奠定了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这本书所总结的治国理念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这是恒常不变的规律。“上行而下效，”国家领导人要率先参加并且身体力行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习总书记做得特别好，像今天新闻还说习总书记在元旦前夕专门去养老院关爱老人，尊老敬老是我们的传统美德，总书记他就能够身体力行，为全国形成尊老敬老的传统做了一个表率。所以上行下效的力量是很强的，国家领导人必须首先学习传统伦理道德，身体力行传统美德。

       第四，办试验点、办特区是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方面，也可以选择一个小镇、社区、学校、企业等等作为落实传统道德伦理道德教育的试验区，将他的试验成果向全国乃至全球普遍宣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安徽省庐江县的汤池镇，他们办班教学就取得了成功的效果，他们的教学经验还引起了国际瞩目，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国大使都曾纷纷想来参观学习。此外海南省监狱管理局、吉林市松花江中学、北京汇通汇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等，还有河北高碑店的新华新锅炉制造有限公司，都在加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来自学校、企业乃至监狱的成功案例让我们更加坚信，唯有恢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