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诸位，同学诸位，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论语治要》颜渊篇。请看这一句，“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问仁”，这个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贤，为什么颜渊篇最初先列颜子、仲弓问仁呢？因为这个仁很不好讲，古往今来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但是仍然说错。比如说韩愈就曾经说“博爱之谓仁”，这个爱是七情，而仁不是七情。仲弓问仁，孔子答了六句话，一共三件事。孔子答“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是一件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另一件事；“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又是另外一件事。首先我们看“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这里孔子也是拿古代的成语来回答仲弓的问题。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古人编这个言语就是给大家说的，给大众说的，谁来学就说给谁，上自天子下至乞丐，都要学习。那么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出门与人相见，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那么什么是大宾、大祭呢？在皇侃的注疏中引注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大宾是朝会或会同，大祭就是祭太庙、祭天，这两件事情很多，格外严肃，所以宾、祭都说大。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这是对在位的领导者而言的。因为在孔子那时候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说在上位的人，上行而下效，象尧、舜率天下以仁，百姓从之为仁，桀、纣率天下以暴，人民也从之为暴。所以如果在上位者懂得大宾大祭，那么百姓出门做客就知道有礼貌，在自己家屋里懂得祭祀。见大宾承大祭是国君的事，所以这里说“如”。我们必须学这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走出自己家的大门，或者你去见客或会客就如会大宾，必须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出外做客必须讲礼貌。像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穿得很随便，甚至穿得很破烂，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要穿得很正式很正规，这是为恭敬听众，虽然提襟见肘也要有规矩。“使民”是说在上者出来做事，一切恭恭敬敬、毫不苟且。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当了一个小科长，架子就很大。祭祀时必须有恭敬之心，这就是告诉我们领导者用人、使民要做到一切恭敬，当然不是领导者的人也要学习这一句话，只要做事就像祭祀一样尽心尽力地去干，即使钱少也必须尽力，不要责怪他人，但责自己。外国人不懂得这一个道理，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因为他们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

       那么下面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管子》小问篇引语说，“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这个“施”当“加”字讲，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情，觉得这一事对自己没有好处，就不要把这一件事加于他人的身上，这也就是我们《弟子规》上经常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一句话看似简单，也很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时时处处按照这句话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了，应该怎样去做。在《孔子家语》中也提出君子有三恕。这个《孔子家语》就是前几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考察的时候拿起的两本书之一，一本是《论语》，另一本就是《孔子家语》。那么在《孔子家语》上这样说道：“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告诉我们君子有三恕，哪三恕呢？如果有领导君主不能够侍奉，不能够竭忠尽智，那么有手下有臣子，而求他能为自己使用，能够竭心尽力地侍奉自己，这就不是恕道了；有父母亲不能够孝敬，有儿女求他们能够有知恩报恩之心而报答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也不是恕道了；有兄长不能恭敬而有弟弟希望他能顺从自己，这也就不是恕道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儿女关心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但是对父母却不能尽心尽力，结果儿女被养成小公主小皇帝，没有孝亲感恩的心，这个做家长的却不能够反求自己，反而责怪这个孩子没有良好的道德。那么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有道德呢？实际上都是没有良好的教育。这个教育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等学校这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而是做人的教育。所以在《礼记·学记》上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善良不断地增长，过失得以挽救；而这个“育”在《说文解字》上解释为“养子使作善也”，仅仅把儿子养大，那个不叫育，他必须顺着善良的方向去发展，知道孝敬父母、忠于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知道友爱兄弟、团结同学、还有社会公德，这个才叫育。所以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父母长辈的身教，没有从他们身上学会孝敬父母，知恩报恩，那么他们成为小公主，小皇帝也是自然而然的了。现在很多家长崇洋媚外，结果这个孩子也是以到西方去求学、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这个仔细反省一下，都是做父母的身教所影响的。所以在《孔子家语》上有一句话，也是孔老夫子说的，“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把父母亲、老年人都放弃不去照顾，而把所有的关爱放在了儿女的身上，这样的结果就是家庭不吉祥了，败相已露。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老人倍受尊敬呢？因为中国人是以恩义道义情义作为处事的标准，那么老年人实际上是对社会国家贡献最多的人，下一代之所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的贡献。人们知恩报恩，所以对老年人特别地尊重。但是现代为什么老年人越来越不受到重视了呢？还出现了很多打骂父母的现象呢？因为我们现在学习西方文化把功利主义作为处事待人的标准，凡事是以利害的原则进行处理。这个人对我有利有好处，我就会对他全力以赴，这个人对我有利有帮助，我就听他的话，甚至极尽谄媚巴结；但是这个人由利变成害了，那对不起，我可能就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所以老年人虽然对社会国家有所贡献过，但是因为他们现在体力智力都衰退了，在很多年轻人看来都成为他们的包袱了，所以对老年人就不尊重了，这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改变了。所以我们希望下一代怎么对待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孝敬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心地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对待老年人，这个才是恕道，那么举这一条就可以类推一切。“能行恕道，即可为仁”，比如我们为人处事对着人居高临下，两眼望青天，眼睛里还露出不屑和轻视。这虽然是小事，但是如果我们被人家这样对待，就会心生不悦，那么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不能够以这样轻视傲慢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所以《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就是告诉我们要有恭敬心，一切恭敬。

       下面说“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个包咸的注解说“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在邦”就是事于诸侯之邦，在诸侯国里做官；“在家”是指士大夫家，也是如此，必须无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就是无论在哪里做事都不使人抱怨，这一点也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没有仁德便办不到。即使我们在一个商店里做卖货员也要尽心尽力，能够把顾客的需要给照顾好，才不至于顾客抱怨我们，总之要尽到自己的本分才不会使人抱怨。像我对四川人的印象就很好，为什么呢？四川人即使给别人做小时工也是要尽心尽力，即使要辞职了，在找别的小时工期间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帮你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社会风俗就是如此，应该说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所说的“出门如见大宾”，这两句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也是引用古时候的成语，至于“在邦无怨”这两句是否是古语，则不得而知。但是就前两条而论，可见孔子说话还是以古训为依据，更何况一般的普通学者言论不能够不谨慎。

       下一句“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子张问明，这个明很不容易，明的反义就是迷惑颠倒。如何能明呢？孔老夫子回答说：“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这个“愬”就是诉讼的“诉”字，愬和这个诉是同义字；而这个“譖”也是诉的意思，譖和愬都有谗言的意思，而区别就在浸润和肤受上。譖就犹如浸润，愬犹如肤受，那么什么是浸润、什么是肤受呢？我们看郑康成的注解：“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这个注解的意思就是说，譖言如水，是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想说某人坏话，不明说就是譖。比如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呀？而你不回答，但是有表情，这个表情就是譖。那什么是肤受呢？马融的注解说，“肤受之愬，皮肤外语，非其内实”。马融注解肤受就是说愬者言语不实，没有实际的根据。皇侃的注疏对这个愬者是这样解释：“愬者，相讼诉馋也。拙相诉者。亦易觉也，若巧相诉害者。以日日积渐稍进，为如人皮肤之受尘垢，当时不觉，久久方睹不净，故谓能诉害人者为肤受之诉也”。这个皇侃的注疏认为肤受就像皮肤受尘垢一样，当时你没有感觉，但是时间久了才发现皮肤受尘土很多了，受得多了就会往心里走。一开始是用很轻微的办法说人坏话，比如说有人问你某甲如何呀？你不直接说他到底怎么样，只说他不甚可靠，也不说他的坏话，这个就是愬，久而久之就往听者心里走了，说好人坏人都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必须多读书，多办事，经验久了遇事才不会疑惑，而是与别人不一样，一接触就明了，当别人来说“浸润之譖，肤受之诉”的时候，在我们这里就行不通了。作为领导者必须自己能做主，不能轻易听信谗言，有一首听馋诗把这个谗言的危害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这首诗是这样说的，“谗言慎莫听，听之祸殃结”，让非常谨慎地不要听取谗言，如果你听了谗言就会与人无端的结下祸殃；“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决”，如果当君主的听着谗言，即使是忠臣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就像赵构，昏君听了秦桧的谗言，结果把精忠报国的岳飞给诛杀了。那么当然凡事都有因果，秦桧害岳飞，他联系当时的御史罗汝楫制造了这一个历史的冤狱。这个罗汝楫怕得罪秦桧，所以就和他联起手来陷害岳飞。没有多久他的父母病重，他回去奔丧，结果他父母过世没多久他也死了。他的儿子罗愿，知道他的父亲犯下大罪，他做官的时候非常的谨慎，也做得很不错，做了多年之后，觉得自己为官很清正，这个罪过应该也还得差不多了，他才敢去岳飞的庙里去拜祭。结果刚刚在拜祭岳飞的时候就猝死在当场，这个在正史中都有记载。所以说凡事都有因果，不能够无端的去害别人，也不能够帮助别人陷害别人、说别人的谗言。“父听子当决”，做父亲的听信了谗言，就是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会受到诛杀，父子的关系都会决裂。“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夫妻之间本来很恩爱，结果听信了别人的谗言，结果对对方生起了怀疑之心，本来好好的夫妻也要离婚了；兄弟之间本来是手足关系，骨肉之情，但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也会分家，甚至吵上法庭；“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本来朋友两个关系很好，但是听到别人说朋友的坏话，下一次再看到朋友的时候就觉得他怪怪的，就心里有不好的想法；骨肉至亲听了谗言也会决裂。“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这个龙泉就是古代的宝剑，非常地锋利，古人把谗言比作锋利的宝剑，杀人都不见血。那么作为一个领导者要知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当一个小领袖耳根软就不行，如果领导大的团体，耳根软的人也不能信仰，做领导要有主见。“浸润之譖，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如果有人一遇譖愬就能觉知，使譖愬行不通，这个人就是明白的人，而且还有远见。那么作为一个明智的君主，能够分清忠奸是非善恶美丑，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群书治要·刘廙政论》上就说道，自古以来当君主的人没有不想得到忠贤之士而任用他们的，但是得到这些忠贤之士之后却又免不了去向众人调查，问问这些忠贤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于君主的人，哪里能够事事都有利于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没有给人带来利益，那怎么能够让众人都赞叹他呢？在众人中怎么能够都得到好的名声呢？做君主的如果自己不贤明，他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忠贤之士，即使得了忠贤之士，忠贤之士来到他的身边辅佐他，他也会怀着一种猜疑之心向众人去调查。结果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贤德的、不忌妒贤能的人，那么他们对这个忠贤的人就会有一些偏颇的言论。如果君主听之任之，就可能对忠贤之人产生怀疑，从而不予重用。所以在《体论》上有这样一句话，“使贤者为之，与不肖者议之，使智者虑之，与愚者断之，使修士履之，与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任命了贤德的人去做事，却又让那些不孝之人、不贤德的人去议论他；让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却又让那些愚钝的人来决断；让有修为的人去执行某一件事情，却又让邪曲不正的人去怀疑他，这也是君主经常犯的毛病啊！正是因为这些君主和当领导的人对于贤德之人不能用而不疑，经常产生猜疑之心，结果使得贤才的才华不能得以施展。在《新序》上也说，贤明的人不被重用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他说“不肖嫉贤，愚者妒智，是贤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岁不合者也”。就是不贤德的人会嫉妒贤德的人，愚钝的人会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贤明的人就会被阻隔而不能被君主所重用，所以君主千载也难以碰到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有的是不肯用贤德之士，有的是用了贤德之士但是不能够持久，有的是用得很久但是不能够善始善终，还有的是不孝的儿子把父亲的贤明忠臣给废弃了，这样所导致的灾祸和败亡难以一一地记录。但是要点在于什么呢？要点就在于君主自己不够明智，分不清什么是贤德之人，什么是不贤德之人，所以就会一味地听从大家的评论。群臣认为一个人好，他就认为一个人好；群臣对一个人有诽谤，他就认为他不行。所以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故譖愬不行，斯为明矣”，如果谗言和毁谤都不能够通行，君主自己能够判断什么样的人是忠臣，什么样的人是奸臣，这才叫明智。这段论述也是告诉我们，贤者之所以不被使用，或者用着用着就被废弃了，不能善始善终，终归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贤明，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所以听取了那些邪曲不正的言辞，结果使得谗言诽谤盛行，使贤德之人被弃不用。

       在《桓子新论》上也为我们阐述了求得了贤能之臣之后，在发挥他们的作用中，还存在着三大难题和两种不能够始终信任贤臣的情况。这三个难题是这样的：在世间做事的人，中等平庸的人才比较多，而有很高才能的人比较少，少不能胜众，一个人的一张口不能和一国之来辩论；贤能之人保持着很清高独特的言论，但是要去冒犯那些众口一词的言论，他以和君主疏远的关系以及低贱的身份去悖逆那些和君主亲近的权贵之士，这是万万不能够相容的，这是第一个难处。一个人想建立一些殊胜卓越的事业，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但是这是世俗之人不能够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如果领导者使那些明智的人去帮他谋划事情，但是又让那些平庸之辈来议论他，那么贤人的这些见解和主张一定不能够被这些平庸之人所理解，这是第二种难处。领导者听取了贤才的谏言，按照他的谏言来施行，但是事情还没有做完，馋毁的人就随着来诽谤他厌恶他，结果领导者在中途就怀疑贤德之人，对他有了猜疑之心，进献善言的人反而被怪罪，这是第三种难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能始终信任贤才的情况：有智慧的人竭心尽力地向国君进言想为国家造福，但是众人离间他，结果他就被国君所怀疑。如果他有一个言论不符合君主的意思或者不恰当，那就会被这些人馋毁诽谤。即使他有十件善事，就因为有一个小小的过恶，最终被罢免了，这是第一种使贤佐不能够善始善终的原因。有才能的人都被世间的人所嫉妒，只有他遇到了明智的君主才能够被提拔重用做一番大事。结果君主有幸得到了贤能的人才，又和众人去商议，不让他参与，不让他知晓，即使是孔子这样贤德的人也会离去，这是第二种使贤佐难以善始善终的原因。你看古人对于贤才不能始终被领导所信任的原因都分析得很清楚，很透彻，也值得我们现代人所借鉴。《说苑》上记载着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的故事。桓公说我想把我的酒放在酒杯里放到腐烂，把肉放在砧板上也放到腐烂，这样的事会不会对我的称霸有妨碍呢？管仲说：这些事固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值得崇尚的行为，但是并不妨碍你称霸。什么事才妨碍称霸呢？他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他说了五种妨害称霸天下的事情，都是和任用贤德有关系。第一就是不知贤。不知就是不知道天下有贤才之士，不知道天下有哪些人是贤德的人。像《孔子家语》上说，在古代圣明的君主都尽知天下贤德之士的姓名，而且发现他们如果真正是有真才实德的人，一定会委以重任，会不遗漏贤才。不能够分辨天下的贤德之士，这是妨害称霸的；知道了这个人是贤德之士，但是你不重用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重用了他，但是不给他任命一个适当的官职，没有给他名正言顺的位置，这也是妨害称霸的；你任用了他，也委以重任了，但是你还不相信他，这是妨害称霸的；信任他之后让他去做事，还是但是还用小人来妨碍他，这也是妨害称霸的。这五种妨害称霸的事，都和不能够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有关系。在《刘廙政论》上有一段话说：君主或者领导者之所以尊敬人臣或属下，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并且对他信任，然后把重要的事都托付他，他能够把这些事一一处理好，就能够帮助自己治理国家获得太平。如果领导者很多疑，自己亲自去做事，结果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么样可以治国，而去思考什么了呢？而是去思虑怎么样能够得到君主的欢心。臣子们一心一意就在谋划这些事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君主对于他任用的臣子有所怀疑，他想事必躬亲，不想真正让臣子放手去做，反而给予了过多的干预。结果臣子们也都比较聪明，他们不想怎么把事情做好，因为做的太好，君主领导还会嫉妒他担心他，所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去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君主爱好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领导者就对他没有什么疑虑和防范了。

       那么在《傅子》上也这样说，“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难，故虚心而下听，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从前人们都知道身居高位，比如说君主他要想了解世间的人就特别困难，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去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知在下相接之易，知道下面的人互相交往比较容易也比较频繁，所以凭借着下属来招致更多的贤人。后来他还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舜举荐皋陶的时候，能够发现他把他举荐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得到皋陶之后，再通过就皋陶来招致天下的贤德之士就比较容易了；商汤举荐了伊尹，想让他出来做官也很难，但是得到伊尹之后再来招致天下的贤士也就很容易了。所以后边接着说“故举一人而听之者，王道也。举二人而听之者，霸道也。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你举荐一个人对他非常地信任，对他言听计从，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当然这个贤人确实是像伊尹、、管仲、皋陶这样又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你举荐出来这样的人，对他很信任，这是称王天下之道；如果你举荐的两个人，分别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建议，这是因为你对他们不能够完全信任，所以还有所怀疑，这只是称霸天下之道；“举三人而听之者，仅存之道也”，举荐了三个人，来听他们各自的意见，最后可能就是在三岔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是仅仅保持自己不灭亡之道。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用人不疑，能对人委以重任，用人不疑才是取得最好成就的途径。那么这个和我们学习要一门深入也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像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古代的人都讲求师承，只是跟着一个老师学。如果你对这个老师特别地信任、特别地认可，那么你跟他学就是一条路；如果你对他半信半疑，还想去和别的老师在学习，两个老师就是十字路口；那么三个老师就是三岔路口，你不知道该听谁的对了。所以这个师承很重要，坚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才是有成就最终的方法。《典语》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夫君称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与人主一体者也”，古代的君臣关系是什么样的呢？和现在企业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古代的人把君主称为是大脑，把臣子称为是腿和胳膊，也就是四肢，这就表明大臣和君主是一体的关系，像一个身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互相配合，互相信任。“尧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强四支而辅体也，其为己用，岂细也哉”。尧帝能明了辨别德才兼备的人，并且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官位，他强健了四肢，也就能够辅助他的身体，对自己的帮助怎么会小呢？“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如果一个人不符合选拔的标准，不是合适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那就任用他没有怀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体信任自己的手一样；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这个手触摸他的身体一般。什么样的呢？“安则共乐，痛则同忧”，他们是同甘苦，共患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才是一体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所以怎么能够互相怀疑呢？这就表明了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应该是像头脑和四肢的关系一样，应该互相信任，而且没有任何的疑虑之心。所以《孟子》上也说“左右皆曰可用，国人皆曰可用，然后查之”，那么要杀人、要判人罪也是要如此。大家都说他有罪，都说他该杀，你要认真调查是不是事实如此。那么这句话就是讲不听谗言才是明智，才是有远见。

       下面一句，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来问政治。孔老夫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也是讲了三件事。孔子答复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兵原来是指武器而言，兵不是指人。打仗的士是指兵，我们说士兵士兵，士是指执武器的人，兵是指兵器，后来持有武器的人也叫做兵。这里边所说的兵还有国防的意思。首先，国家必须有吃的，食要紧，民以食为天。《礼记·王制》上就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五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意思是说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积蓄，就是能够使百姓吃九年的粮食，这被称为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不足够百姓只六年的粮食，这个被称为急；如果没有足够百姓吃三年的粮食，这个国就不称其为国家了。在《荀子·富国篇》上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馀”。也就是说足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国家能够节俭用度，有了多的就积蓄起来，这样储备粮食以备凶荒。食足之后还必须预备好兵器，预备好武器，那怎么会没有执兵的士呢？食足之后百姓才能足，百姓就是士。而在古代社会老百姓都要去服兵役，老百姓能够吃足用足，那自然也就不缺少作战的士了。“民信之矣”，就是国家有信用，国家必须首先让百姓生起信心，政治才能够成功。我们今天虽然足食，但吃的很多是毒药，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饮苦食毒”，也不能称为足食。特别是现代转基因的技术被应用到食品上，也给人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现在还可以说是足兵，但是对于信却很缺乏。像我们看子贱去治理单父，巫马期去调查，结果趁着夜色来到了单父，一个百姓在夜色下捕鱼，捕到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它放回到河里去了。巫马期很奇怪，就上去问说：我看您捕鱼，为什么捕了一些鱼又把它们给放回去了呢？这个百姓就说，我所捕到的鱼，是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我们的长官子贱提醒过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巫马期听了很感慨回来向孔子禀告。孔老夫子就说，子贱曾说：用至诚之心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种影响自然会波及到远方，子贱就是把这种管理方式运用到管理之中了，所以正是因为子贱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所以他赢得了百姓的信任。他每发布一个政令、每制定一个制度，老百姓都愿意支持、愿意拥护，做到了在即使在无人监管的地方也像严刑峻法一样，他达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因为人民信任他们的父母官。如果百姓不信任政府，很大程度是有一些为官者鱼肉百姓，没有把这个官位作为为百姓谋福利的工具，而是把它成为自私自利的资本，那么所制定的制度政策可能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或者是小集团的利益而着想，老百姓也不愿意去配合。所以孔老夫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么怎么样改变这种状况呢？办政治这就必须得用读书人，都用读什么书的人呢？是读圣贤书的人，他们能够身体力行圣贤教诲，而且能够大力弘扬宣导传统文化传统美德，整个社会兴起仁义道义恩义的处事方式，这样才能够避免政府失信于人的现象。“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贡说若到不得已处，三者要先去除哪一条呢？孔子说去兵。三条都不能去，但是逼不得已的时候就去兵。没有武器还行，揭竿而起，拿石头木棍也能拼命，就像抗日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武器不如日本人先进，但是小米加步枪也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人能够团结劳苦大众，让他们能够相信自己是真正的道义之师，得人心者得天下。“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贡又说其余两条，遇到有办不到时，两条中再去哪一条呢？孔老夫子说去食。为什么去食呢？很多人说去食不是饿死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孔子不必等子贡去问，自己先为他说了。因为自古皆有死，不足为患，有食物吃也得死，打仗时有食物吃也得死，太平的时候父不父、子不子，人伦关系紊乱了，虽然有粮食不得而食之，有钱有势也得死。但是民信不能去，百姓对国家的信仰不能去，去了就亡国。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使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所以说民无信不立。就像一个家，即使家中有钱，有足够的粮食吃，如果家中的兄弟姐妹都不合，也会败家，这是一个道理。

       那么下面一句，“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年饥就是谷物收成不好，鲁哀公因为年成不好，费用不足，问有若应该怎么办？他是鲁国的国君，又有封地，为什么还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鲁君的封地都被三家给取走了。“有若对曰，盍彻乎”，依据郑康成的解释，彻是周朝的税法，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这也是天下的通法。皇侃的注疏引《孟子·滕文公篇》说夏朝用贡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彻法，其实都是十分之一的税法。但是法久则弊，在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留给国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的税就是二，鲁国自宣公十五年改变了税制征税十分之二，所以孔子作《春秋》把这一段就记了下来，认为这不合理。这种税制直到哀公的时候也没有改变。有若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呢？有若建议鲁哀公恢复彻法，所以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意思是说征十分之二的税犹感觉到费用不足，怎么能够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又去一半，就更不足了。有若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姚鼐《惜抱悬经》说“与，犹谓也，古人语多如此”，“君孰与不足”就是君孰谓不足的意思。改变税法，税收反而会减少，有若何尝不知呢？但是鲁国的税收大部分是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饱私囊，鲁君也就是当时的哀公，因为政权被三家所把持，有一肚子的牢骚，所以求享受，活一天就享受一天，这是糊涂。他不懂道，没有办法给他讲。其实人的福都是有一定的，福享完了享尽了就会受苦。寿和禄也都是一定的，但是鲁哀公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也没有办法给他讲的太明白。当时的这种积弊不除，纵然向农民征收太多的税、更多的税，鲁哀公的收入增加不多还是不够用，徒使民众更加贫困而已。与其说两无实益，不如减税。所以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皇侃的注疏引江熙说，“为家者，与一家俱足，乃可谓足，岂可足一己而谓之足也”。就是说能够统领一家的人，要和一家的人都富足，才可称得上是足；如果只是满足一己之私利怎么可能称得上是足呢？像中国古人有这种家族的观念，他去奋斗、去努力、去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家庭，老的时候有家庭来养老，所以他感觉到很安心，老的时候也后顾无忧。那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为家庭贡献，那么富裕的就可以去救济贫困的，贫穷的人不用担心自己的收入不够，孩子上不了学，吃穿都不够用，所以人人都身心安稳，这是家族式的方式。现代这种血缘家族没有了，现在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公司单位集体之中，只要我们把这种道义推而广之来经营我们的公司单位和集体，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一个集体企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和睦的大家族，人人都是为了这个企业单位而奋斗，这个企业单位负责养老育幼，这样传统的文化精神仍然可以承传，所以古代的家族之所以能够承传，是因为他是一个道义的集合，如果没有了教育，兄弟之间也会起纷争，所以关键并不是在于血缘，而是在于教育。人都接受教育都以道义相处，这个事情才能够办得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