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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講--認識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劉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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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講--認識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2021-04-13

同志們好:


今天很高興和大家一起學習《認識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我們以問題的方式來和大家一起探討。第一,什麼是傳統文化,何謂“有知識,沒有文化?”第二個問題就是“在現代社會,傳統文化是否已經過時了?”第三個問題就是“傳統文化是愚民的精神鴉片嗎?”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問題,“什麼是傳統文化?何謂有知識,沒有文化?”這個“傳”,就是傳承、流傳的意思。這個“統”,原來是指蠶絲的統緒。從這兩個字告訴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它是善道有統、源遠流長的文化,而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謂的傳統文化,就是我國自古以來流傳至今的以儒釋道為主體,以諸子百家為補充的“志於道”的文化。那我們在這個系列講座之中,都是以這一個定義來講傳統文化。

那我們看什麼是“文”?這個“文”後來的意思就是文章、文字、禮樂、曲調,當然也包括了建築、雕塑等等。

在這裏,我們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四大文明古國,為什麼唯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其實是和它的漢字和文言文發明有關系。正是因為漢字古今一致,行文基本不變,所以使得中華文化、中華文明承傳至今。

比如說我們現在孩子們上語文課,我們認為這個“語”和“文”是一回事,實際上它是兩碼事。這個“語”,就是我們的日常用語,這個“文”就是我們寫文章的文字。中國古人發現,如果我們的日常用語和我們寫文章的文言,如果不加區分的話,會有什麼弊端呢?我們的日常用語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地擴展,不斷地豐富。比如說我在國外生活了四年半,再回到中國的時候,有很多詞就看不懂了。比如說什麼叫“粉絲”?什麼叫“頂”?什麼叫“pk”?這些都是外來語,就直接用在我們的日常用語裏,如果一個人不在這生活四五年,這些就聽不懂。如果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寫,那過四五年就有很多的詞看不懂,再過十年八年,再過上百年上千年,如果後人再看前人所寫的東西,就完全不知所云,就像讀天書一樣了,那這樣就沒有辦法把我們的智慧承傳下去。

中國的古聖先賢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寫文章傳達思想、傳達經驗、傳達智慧的時候,都採取了統一的文言文的格式。那這有什麼好處?只要後人也學了文言文,他掌握了這種標準化的書寫工具,他就可以回到幾千年前和孔子、孟子直接交流,他們的智慧文化就可以承傳下去。所以,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承傳至今確實不是偶然的,有祖先的智慧在其中。這個文字,包括文言文,相對於西方的文字而言,它都能夠保持不變,所以才能夠把智慧承傳。

而這個“化”,就是人受教而變化的意思,本意是“教行”。凡是以道業誨人為“教”,人能夠接受這個道業,變化氣質、遠過遷善,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若干變革,這個變革就稱為“化”。

“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禮樂、曲調,當然包括雕塑、建築等形式,變化人的氣質,達到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的目的。所以這個“文化”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從這裏我們就知道了什麼叫“有知識,沒有文化。”

比如說我們經常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們把這首唐詩倒背如流,考試的時候答一百分,默寫下來一個字都不錯,但是我們在吃飯的時候,還會把米飯、饅頭扔得到處都是,不懂得節約、珍惜糧食,這個就叫“有知識,沒有文化。”

因為我們學了這首詩,對於我們的行為方式,對於我們的氣質沒有產生變化。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最要避免的一個傾向,就是不要把它當成知識來學習,而與我們的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生活工作毫不相關。所以我們現在提倡“學儒”,而不是僅僅的“搞儒學”。

那麼“學儒”和“儒學”的區別何在?《中庸》上有一句話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後邊還有一個“篤行之”。如果沒有這個“篤行之”,那就是“搞儒學”,有這個篤行之,能夠知行合一,這個就是“學儒”。

我們想像一下,孔老夫子他帶徒弟的目的,他教授生徒,並不是希望這些學生能夠寫出長篇大論,能夠去評博士、評教授,而是希望對他們的人生有所啟發,這個就是“讀書志在聖賢”,和我們現在很多人讀書的目的就大不一樣了,現在很多人讀書志在賺錢。

在《論語》上有四句話特別的重要。它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這一句話可以說是儒家的總綱領,也就是說,我們“學儒”目的是什麼?目的是要“求道”,而“求道”的方法和“求學”的方法就有所不同,這個不同何在呢?《老子》上也說了,它說:“為道日損,為學日益。”學習道的方法、求道的方法,它是要減損,所以學道的過程不是一個逐漸增加的過程,不是學得越多越好、廣學多聞;而為學的目的是求得廣學多聞,求得知識越多越好。

但是中國的古聖先賢告訴我們,你知道得再多,只要你有知就會有所不知。你看整個世界的知識是“一”,你只要有知的,那一定有不知的。那怎麼樣做才能夠達到無所不知呢?那就是必須求“無知”,“無知”起作用才是“無所不知”。

用這個鏡子來比喻,鏡子上面什麼都沒有,所以“胡來現胡,漢來現漢”,就是外國人來了會現外國人的相,中國人來了會現中國人的相。為什麼它能夠現所有人的相?就是因為它本身沒有圖像,這個就叫無知,而這個無知起作用就是無所不知。所以我們說中國的文化是志於道的文化,它就和志於學的文化、求知的文化是不同的,它是求智慧的文化。而智慧是本自具足,就是《大學》上所說的“明明德”,這個“明德”,就是我們本來有的一種智慧明德。

 “遊於藝”,遊者,泳也。什麼叫“遊”?就是要到深層次的去遊,這才叫“遊”。比如說我們學一個技藝,學到一定的深度的時候,它就可以和道相通。古人講的琴棋書畫,講的禮樂射禦書數,你學到一定深度的時候,都可以達到對道的了知。所以我們看古代的這些詞,說“文以載道”、 “以文化人”、“讀書志在聖賢”、“讀書貴在變化氣質” ,還說“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為什麼三日不讀書就面目可憎了?因為我們三日不讀聖賢書,自私自利的習氣就產生了。為人處事、待人接物處處以自我為中心,和人交往的時候就處處成障,面目可憎。

很多人說了,我活的很好,為什麼要成聖成賢?因為聖賢是我們的本來面目,聖賢就是得道之人,這樣的人就是聖人。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像孔子、孟子這樣的聖賢人,因為我們本來就是聖賢,只不過我們現在迷惑顛倒了,從聖人變成了凡夫。

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首先要有知恥之心。我們看這個“恥”字。在正體字的“恥”字是一個“耳”加上一個“心”,從心而生,它的意思是“辱”的意思。你看到這個字就知道什麼叫恥了。每當我們聞聽別人說自己的過失而心生慚愧,表現在外面就是面紅耳赤。所以孟子特別強調“恥”這個字。他說“恥之於人大矣”。一個人有羞恥心,這個太重要太重要了。為什麼重要——“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耳。”如果有了羞恥心,你就能夠改過自新,“知恥近乎勇”,最後成為聖人,成為賢人。而一個人把羞恥心給丟掉了,那就會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

在明朝,袁了凡先生的四篇家訓之中,他對這個話進行了發揮。他說:“思古之聖賢,與我同為丈夫。”讓我們想一想,古代的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們和我同樣是人。“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他們為什麼可以成為百世的師表,到今天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的人還願意向他們學習,一提起他們還非常的尊敬?而我自己,卻是一身瓦裂。這個“瓦裂”就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這個陶制的器皿卻破碎了,結果怎麼樣?那就是一文不值。“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傲然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也。”過分地沉溺於感官的享受、欲望的滿足,偷偷地做著一些不仁不義的事情,還以為別人都不知道。這樣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一天一天地墮落為禽獸而不知不覺,反而還妄自尊大,自以為是。所以聖賢人和一般人之間的區別,並不是聖賢人一個錯誤都不犯,而是他知過能夠改過。“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沒有什麼比改過更大的善了。

在《禮記》上,也有一句話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你看這個鸚鵡能夠學人講話,鸚鵡學舌,但是它不過是一只飛鳥而已。猩猩有的時候智力很高,也會學人講話。雖然如此,它也不離禽獸之身。現在的人不懂用禮來節度自己不合適的欲望和行為,他雖然能夠講話,不也墮落成為會講話的衣冠禽獸了嗎?所以學習傳統文化,首先要生起知恥之心。學習經典,就要對照經典來改過自新。

什麼叫會讀書?古人說:如果你讀《論語》,沒有讀《論語》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人,讀了《論語》之後還是什麼樣的人,這個《論語》就是未曾讀。讀《論語》是教導人識義禮,不是為了中舉人、中進士而設的,是教千萬士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而設的。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這才是讀書。所以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中華傳統美德,所謂的“中國精神”。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也強調:“夯實國內文化建設根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從思想道德抓起,從社會風氣抓起,從每一個人抓起。引導人們嚮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十三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

第二個問題,我們講中華傳統文化是產生於農業社會的,在市場經濟的當代社會是否過時了?

這也是很多人對傳統文化的質疑。我們可以從《易經》的“易”字,三重含義來理解傳統文化變易和不易的辨證法。《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這個“易”字,本身有三重含義。

第一重含義,就是變易、變化的意思。告訴你這個社會的人、事、物都是變化莫測的,變化無窮,所以你要懂得與時俱進。我們現在講創新是不是所有的發明創造都可以說是創新?什麼樣的才可以創新,什麼樣的不應該去創新?

第二重含義,就是不易的意思。也就是說,只有掌握了不易的、不變規律的人,才有資格談創新。古人有句話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個不易,就是那個恒常不變的“道”,掌握了這個“道”的人,他才有資格談創新。所以談創新並不是打著創新的旗幟,然後去胡作非為,最後走了很多的彎路,還給自己找藉口說:“既然是要創新,就要交一點學費”這都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第三個含義,就是簡易、簡單的意思。古人他都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把這個創新的結果都用非常簡單的詞來表述出來,這個和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西方人是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為什麼呢?因為我講的東西很複雜、很難懂,你聽不懂,這才顯出我的高明,這是為了顯示出自己比別人強。但是中國古聖先賢他的存心不一樣,他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雖然這個問題很複雜、很難懂,但是他非要用非常簡單的語言給你表述出來,為什麼?因為他概括得簡單,所以易記易行。

比如,我們中國傳統美德就用五個字概括出來了,那就是“仁、義、禮、智、信”。因為它概括簡單,每一個規範只有一個字,所以很容易記憶;因為它容易記憶,也很容易在社會上加以推行。所以你看老子,他說起“道”的時候,他有這樣一句話,他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上等的人聽說這個道,他立刻能體悟,馬上就身體力行,在生活中去實行,知行合一。“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中等的人,他聽到了這個道,好像有一點明白,但是還是半信半疑,真的是這樣嗎?好像和我們現實離得比較遠。“下士聞道,大笑之。”下等的人聽說這個道,就哈哈大笑了,為什麼?他覺得離我們現實太遠了。後邊還有一句話說得更好,“不笑,不足以為道。”如果沒有人笑話這個東西,大家都鼓掌歡迎,那就不稱為道了。從這一段話,我們能夠體會到這個“道”,其實不是能夠為普通人所理解和體悟的。

所以孔老夫子他就採取了一種比較平實的方法。跟你談“道”,你聽不懂,就跟你談“德”。談“德”你還是聽不懂,他就給你談“仁”。“仁”還是有點抽象,他就給你講具體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直到對你的生活有幫助他才放心。所以他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目的是利益在場的聽眾。

所以中國古人就把這些人們所體會到的,比如說“倫常大道”概括為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就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個就是恒常不變的規律。比如說在古代的時候,父母和兒女之間有一種自然的親情,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這種恒常不變的規律,這個就叫“道”。

那麼什麼是“德”?按照這個自然規律去做就叫“德”。所以父母慈愛教導兒女,兒女孝敬父母,才能夠使父子之間的親情維繫一生而不改變,才不至於出現在我們現代社會所出現的:一個兒子,從日本留學回來了,在機場就把他的母親捅了很多刀。這個就是父子反目成仇,這個就是和道相違背的了。

還有比如說五常:“仁、義、禮、智、信”。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那麼這些都是恒常不變的道德,在古代適用,在今天也依然適用。

在《春秋左氏傳》有這樣一句話:“人棄常,則妖興。”什麼意思?也就說人把這些做人的常理常法、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給拋棄了,那麼怎麼樣?這個“妖”就是怪異的現象,反常的現象就生起了。比如說“父子有親”是正常的,那麼父子反目成仇就是“妖”;兄弟應該是“兄友弟恭”是正常的,那麼如果兄弟因為財產吵上法庭,這個就稱為“妖”了。

我們看看在十年文革的時候,儒家被打倒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沒有人再講五倫大道了,甚至還出現了兒女揪鬥父母、學生揪鬥老師的現象。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結果連最親近的人都不能夠相信,人活在地獄之中。文革的影響,一直到今天。比如說經過文革的人,他們連自己最親近的人,包括自己的兒女都不能夠完全信任。這是什麼原因?這就是“人棄常,則妖興。”所以這些道是恒常不變的,它的表現形式是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與時俱進。

第三個問題:傳統文化是愚民的精神鴉片嗎?

很多人認為儒家文化是統治階級用來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武器、精神鴉片。實際上我們讀四書五經,我們發現沒有哪幾句話是對被統治階級說的,基本上都是對統治者的要求。特別是在《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首先是誰修身?首先要求的是天子修身,這樣才能夠上行下效,能夠帶動整個國家社會風氣的良善。

在《禮記》上也說:“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下級事奉上級並不是服從他的命令,不是說你講得多好聽,他就去服從你,而是服從他的行為。“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上級領導有喜歡某一個東西,下級屬下就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歡的。“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因此,上級領導所喜好和厭惡的東西就不能夠不謹慎了,為什麼?因為他是人民的表率。

那麼在《賈子》中也有一句話說:“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矣。”雖然這個老百姓,平民百姓他的地位非常的低賤,但是你不可以對他簡慢;雖然他很愚鈍,但是你不能夠對他欺騙。你觀察歷史,從古至今和人民為仇的人,有早有晚,人民一定會戰勝他。所以你怎麼可以愚民呢?愚民都愚弄不了很長時間,總是會被人識破的,被人識破就一文不值。

在《群書治要•六韜》中,姜太公被問到怎麼樣治理國家的時候,他說:“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對待百姓,就像父母慈愛兒女一樣,就像兄長關愛弟弟一樣,是怎麼做的呢?見他們饑寒交迫,就發自內心地為他們感覺到哀愁;看到老百姓勞苦奔波,也發自內心地為他們感覺到悲傷,想方設法地解決他們的困難,這才是一個領導者應該有的態度,那就是“愛民如子、視民如傷”。

正是因為領導者有這樣的態度,所以被領導者——老百姓是什麼態度呢?我們看歷史有很多的記載:一個地方官要離別卸任的時候,老百姓都扶老攜幼,送出好幾里地,不希望他走,戀戀不捨。

在《春秋左氏傳》上也說:“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這個國家之所以興盛,就是把人民視為自己的傷病那麼樣地加以體恤、加以關愛,這才是一個國家的福祉所在。而一個國家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把人民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地踐踏,這也是一個國家取禍的原因。所以從這裏我們就知道了,這些傳統文化都是對領導者、統治者的要求,上行而下效才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從這裏我們也知道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人權”的概念。為什麼呢?我們在下一講再接著講。

第二講我們講傳統文化與中國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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