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孝經》，請看《事君章》第十七。這一章是講述君子如何移孝作忠，事奉君主，這樣才能夠達到同心同德、相親相愛的結果。
我們看經文“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
這句話的意思是说：孔子說“君子事奉君主，在朝為官時，想著如何忠於職守；退朝而歸，想著如何補救自己的過失。對君主的美德善政，順從實行；對君主的過惡要給予匡正。所以，上下得治，並能夠相互親愛。”
“進思盡忠”，这里边的“進”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第一是入仕，每日進入朝堂，身在君主之側，參與謀劃國家大事，這個叫“進”。正如邢昺在他的注疏中說：“言入朝進見與謀慮國是，則思盡其忠節。”說文曰：“忠，敬也。”盡心曰‘忠’。”也就是君子進入朝堂進見君主，並且參與謀劃國是，也就是國家重要的大事，這個時候要想著如何忠於職守。这个“忠”，在古人解釋為盡心竭力，也就是說一個臣子竭盡全力、竭忠盡智地來完成領導交給自己的任務，这个就是盡到了忠心；
第二，“進”的意思是被加官進爵、重用提拔之時，君子要考慮如何盡忠，全心全意、盡善盡美地做好忠君之事。無論哪一種解釋，重點都是強調君子在朝為官或者在被提拔重用的時候，不是為了自私自利，升官發財，而是為了在更高的平臺上盡忠職守，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奉獻。在《千字文》文中也講，“孝當竭力，忠則盡命”。所謂的“盡命”就是全心全力，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東漢大儒馬融效法《孝經》，寫了一部《忠經》。在這部書中，他詳細地談論了忠君之事。怎麼樣才能做到忠君呢？忠君首先要知上，不僅要知道上級的脾氣性格，還要知道他的胸襟和抱負，這樣才能夠更好地事奉君主、長上。假如是地方官，在地方做父母官，盡忠還表現為盡心盡力地愛護百姓，把政治辦好。所以作為父母官，要把教化人民擺在第一位，因為唯有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才能夠使人們理得心安，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
在《群書治要•申鑒》中記載，臣子盡忠有三種策略。哪三種策略呢？他說 “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盡忠的三種策略就是：第一是預防，第二是補救，第三是告誡。
什麼是防？“先其未然謂之防也。”第一就是預防，也就是要懂得防患於未然，這個被稱為“防”，在錯誤還沒有造成，就懂得勸諫、制止，這就可能把問題化解於無形之中。
什麼是救？“發而進諫，謂之救也。”事情已經發生了，但是剛剛萌芽，就趕緊勸諫，趕緊補救。
什麼是戒？“行而責之，謂之戒也。”問題已經產生了，造成了錯誤，也產生了消極影響，再拿這件事來引以為戒，用以警戒、責備君王，這個被稱為“戒”。后面他还说，“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防”是上策，“救”是中策，而“戒”是下策。
在《群書治要•桓子新論》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淳於髡來到鄰居家，看到鄰居家灶臺上的煙囱建得很直，而柴火就堆在灶臺旁邊。於是他就建议，提醒鄰居，這樣恐怕會引起火災，希望鄰居能夠把煙囱做得彎曲一點，把柴火搬到遠離灶臺的地方。但是鄰居就當成了耳旁風，並沒有聽從。
後來鄰居家果然發生了火災，並且燒到旁邊堆放的柴火，把房屋也燒著了。鄰居們趕來救火。火被撲滅了之後，鄰居家的人也開始殺羊擺酒，犒勞這些幫助他們撲滅火的人。這次火災發生之後，鄰居家也懂得了要把煙囱做得彎曲一點，把柴火搬離了灶臺。但是，鄰居仍然不肯請淳於髡來飲酒吃飯。所以，有智慧的人就譏諷說：“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為上客。”可見，人如果沒有智慧，就不懂得防患於未然的道理，也分不清哪一個輕哪一個重，不知道到底應該更感恩誰，還會舍近求遠、本末倒置。
這種做法實在令人感嘆。為什麼令人感嘆呢？後面有一句總結，“蓋傷其賤本而貴末”，傷感、感嘆他不重視根本而重視枝末，忽略了事情的根本。本應該以預防為主，讓火災根本就不發生，而不是等火災之後再去救火，把人燒得焦頭爛額，而且使火災造成的損失無可補救。但是人們往往看重的是問題之後的處理，反而覺得那些能夠幫助撲滅火災的人特別有功。這是看問題、看事情目光比較膚淺，看到的都是眼前之利。這說明家裏著火的人分不清事情的本末輕重。
後面接著說，“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難道只有曲突徙薪可以預先消除災禍嗎？防患於未然的道理可以延伸到方方面面。比如說治國、治病都是如此。“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鬥士長榮。”這句話說上醫，也就是良醫，應該是醫未病，而不是醫已病，在病還沒有形成，就懂得預防。同樣道理，真正聖明的君主，也應該是從根本上杜絕動亂。動亂的形成，實際上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在人心還沒有產生偏頗的時候，就把人心教育好、導歸正途。那哪裏會產生後面的動亂呢？所以，後世往往忽略了防微杜漸的重要性，都認為在禍患形成之後，能夠帶兵去平亂的將軍功勞最大。而那些事先就已經提出要防微杜漸、未雨綢繆的有智慧的臣子卻未受到獎賞，也對他們不夠重視，這個就叫“謀臣稀賞，鬥士常榮”。
下面接著說，“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就像那些人看待問題，看不清本末輕重。“察淳於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通過淳於髡這個例子，可以舉一反三。各行各業處理任何問題，都要懂得防微杜漸，這才是處理問題更節省成本的做法。所以後面說“此見微之類也”，這是能夠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很好的例子。
那麼這裏就談到了“良醫醫其未發”，中國人講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在《群書治要》中，也講了一個關於扁鵲的故事。魏文侯聽說扁鵲醫術很高明，有一次特意把他請來，並且向他請教：“我聽說你有兩個哥哥也是醫生，那麼你們兄弟三人究竟誰的醫術最高明呢？”扁鵲很誠實，他說：“我的哥哥（大哥）醫術最高明，因為他給人講養生之道，人們按照他的建議去生產、生活，可以基本上不得病，但是他的名聲卻出不了病人的一家，只有這一家人知道他的醫術高明。我的二哥醫術其次，他是在病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時就給以對治。那麼這個人也不會得什麼大病，但是他的名聲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這一條街。我是三個兄弟中醫術最差的，但是我的名聲卻最高，傳遍了整個諸侯國。為什麼？因為這個病人已經病入膏肓，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說鉗開他的血脈，再給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湯藥，三下五除二把他從死亡線上拽回來了。大家一看，都佩服得不得了，說扁鵲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復生。所以你看，我的名聲就傳遍了整個國家。”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中國人智慧之一就是防患於未然、防微杜漸。但是一般的人看得不夠深遠，誤以為中醫沒有西醫高明，中國的管理方式不如西方的管理方式更加有效。實際上，中國人懂得把問題處理於萌芽階段，這種智慧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懂的。所以，為什麼古人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為什麼在治國時特別強調“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原因也是在這裏。所以古人說，“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通過倫理道德的教育可以把人教好，使人根本就不會去犯罪，這比等人犯罪之後，再通過法律的制裁給以嚴懲要有效得多。
在周成王、周康王統治的成康盛世，達到了“囹圄空虛，刑措不用”的境界。監獄沒有犯人，所以都空了。那麼他們是依靠什麼樣的方法達到了這樣的治理境界呢？其實就是秉持了“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依靠的是倫理道德的教育，所以使得監獄幾十年沒有死刑犯，而且刑罰都擱置不用。像曆史上還出現過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也都是因為重視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而盛極一時。
所以古人說“刑，期於無刑”。中國人並非不重視刑罰的設置、法律監督機制的完善，而是雖然有完善的法律監督機制和刑法體系。但是設計刑罰的目的並不是去處罰人，而是希望達到沒有必要使用刑罰的結果。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他說我當司法官員去審理訴訟案件的時候，和一般的官員也沒有什麼不同。那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我除了按照雙方訴訟的實情給以公平的審判之外，還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使人們不要去爭訟。為什麼能夠使人不起爭訟？那就是要避免“不教而殺謂之虐”。孔老夫子說，沒有給人們事先倫理道德的教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倫理關系中的責任和本位，就去做了壞事、犯了罪，這樣就給以刑法地處罰，就等於是虐殺他們。所以首先要讓人明了倫理、道德的道理，人人都接受聖賢教育，人人都有羞恥心，這樣都不願意、也不敢去犯錯，社會才能真正和諧。
在《淮南子》中記載，孔子培養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個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門尊敬長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社會大眾的表率，這是靠什麼所成就的呢？正是靠教育所成就的。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我們有沒有去教、會不會教。
在隋朝時，有一位官員叫梁彥光，他去相州做刺史，剛到相州的時候，他感到那裏的人比較險惡、苛刻。作為一名地方官，他看到百姓的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指責、輕視、嘲笑，反而生起了憐惜之心。因為“人之初，性本善”，這些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沒有受過教育，所以才會言行偏頗。其實這樣的人也是非常可悲的，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梁彥光看到這種情況，馬上請了很多有學問的大儒開設學校，教化百姓。從這裏我們看到這個地方官也很了不起，他明白要教化百姓，首先必須尊師重道，因為“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老百姓都知道尊師重道，才會重視起倫理道德的這些教育。為了保護老百姓的思想觀念不受汙染，他還規定，在當地只能傳播聖賢書。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整個社會的風氣就變成重視禮義廉恥、倫理道德。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我們怎麼去教，用什麼去教，是否重視教育。
有一個人叫焦通，他不知道孝敬父母，結果他的堂兄弟就告發他，請官府治他的罪。結果這個梁大人沒有馬上治他的罪，因為“不教而殺謂之虐”。還沒有教育他、告訴他做人的本分，（他）就犯了錯誤處罰他，這就變成了苛虐了。梁大人是怎麼做的呢？梁大人把焦通帶到了孔子廟，恰巧在孔子廟中有一幅畫，畫的是“伯俞泣杖”的故事。梁彥光就給焦通講，有一次，伯俞的母親打他，伯俞痛哭。他的母親感覺到很奇怪呀，他從小到大犯過很多次錯誤，母親處罰他，他從來都沒有哭過，這一次不僅哭了，而且還痛哭流涕。母親就問：“你從來都不哭，為什麼我今天打你，你卻這樣地傷心流淚呢？”伯俞是怎麼回答的呢？他的回答很感人，他說：“以前母親打我的時候，我都能夠感覺到痛，但是今天母親打我的時候，我已經感覺不到痛了，這說明母親年紀大了，身體越來越弱。不知道我自己還能孝養父母多長時間，一想到這，我就很難過，所以才痛哭。”
梁大人把這個故事娓娓講來。焦通聽了之後，開始懺悔反省，最後痛改前非，成為當地的善人。所以地方官盡忠職守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要愛民。愛護百姓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教化人、提升人，使這個地方的百姓受到聖賢教誨，而這種聖賢教育可以影響幾代人。
所以說教育的功德是無量的，因為聽課的人有父母、有校長、有企業家，甚至還有一個地方的政府官員，當這些人接受了聖賢教育，學習了傳統文化，自己的人生得以改變。比如說一個校長背後不知道有多少老師，一個老師背後不知道有多少學生，而一個學生的背後又不知道有多少個家庭？而這些學生長大成人，又要生兒育女，他們（中）的一些人又將成為校長、老師，還有政府官員。所以，看似改變了一個人，實際上影響的是不計其數的人。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最值得人尊敬的職業、最有意義的職業之一就是老師。教書育人、傳道授業解惑，讓人們明白倫理道德的道理，在靈性、道德上都有所提升。
當然，教人首先要正己，所以《說文解字》中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也”。我們看曆史，曆史上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之一，就是孔老夫子。孔子，他既沒有錢也沒有權，但是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個賢人跟著他不離不棄。無論他走到哪裏，弟子們就追隨到哪裏。為什麼呢？因為孔子所講的每一句話，他自己首先都做到了、落實了，所以令弟子們十分佩服，願意跟著他學習。所以，教人首先要教己，正己才能化人。言教的力量是有限的，言傳身教才能夠真正地改變人。
這說明臣子對於盡忠要有正確而全面的理解。並非是君主遇到危難，臣子與君主有難同當、同甘共苦，這才叫盡忠，而是要懂得“防患於未然”的道理。
在《群書治要•晏子》中也記載：齊景公曾經向晏子詢問：“忠臣應該如何輔佐國君？”晏子怎麼回答的呢？晏子說：“國君有危難的時候，忠臣不跟著去死，也就是不跟著國君共赴劫難；國君如果出外逃亡，忠臣不去送行。”景公聽了之後很不高興地說：“國君把地分封給大臣，讓他們富足，還給他們爵位，讓他們尊貴。國君對大臣這麼好，那為什麼大臣居然在國君有難的時候，不跟國君一起共赴患難，國君在逃亡的時候，大臣連送都不去送，這又是什麼道理呀？”晏子怎麼回答的呢？晏子說：“如果忠臣給予的諫言被國君采納了，國君一生都沒有危難，忠臣何需送死？”就像我們上面講到的“勸諫”，君子盡忠的三種方式，“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忠臣有智慧的表現，就是在災禍還沒有形成之前就可以防患於未然，甚至稍微有一點跡象，就可以把錯誤彌補過來，將問題化解於無形之中。所以，晏子就說：“言而見用，終身無難”。如果忠臣的諫言被采用，那麼國君終身都沒有什麼禍難。
然而，國君更關注的問題是在自己有困難的時候、遭難的時候，有沒有人肯陪自己一同逃亡，同甘共苦。這實際上是出於情感上的考慮，是出於情執，而沒有理智進行分析。國君應該想著如何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怎麼能夠想著到國家衰敗的時候，國君逃亡有沒有臣子跟著自己呢？所以，作為領導者，不應當感情用事，而應該從理智出發，只有運用智慧才能洞察先機，防微杜漸。這其實也是晏子在提升齊景公看待事情的智慧。
晏子接著說：“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 如果大臣的諫言不被采納，結果國君有危難了，還跟著去死，那是盲目地白白送死。“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 臣子進獻了很多謀略，結果國君都不采納，最後國君出逃的時候，臣子還去送行，這樣的行為就是虛偽。所以他（晏子）說：“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所謂的忠臣，就是能夠向國君進獻善言，能夠提早引導國君看到問題的根本、問題的跡象，然後將問題化解，而不是與國君一起陷入危難的境地。這個是我們講的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這個“退”也是有兩種含義：第一是退朝，邢昺疏：“退朝而歸，則思補君之過失。”第二是貶退、貶官；第三還有退隱、歸隱的意思。這個“補過”的“補”，也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是彌補君王的過失；第二是彌補自己的過失。特別是這個“退”當貶退的含義講的時候，一個人被貶官了，不能夠怨天尤人，要反省自己的過失，想著如何彌補自己的過失，不能夠能上不能下。
中國古人講：“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己被貶官，一定是有自己內在的原因，而且自己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怨天尤人，不僅解決不了問題，而且還能使自己的人生走上更加錯誤的道路。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唐玄宗曰：“將”是行的意思，“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就是君主有美德善行，要順勢實行，促成他的美善。不能夠隨順君主的惡行，對於君主的惡行要勸諫、匡正。小人作為臣子時，他都是出於自私自利之心，所以會一味地順從君主的惡行。
所以怎麼樣看自己身邊的人是君子還是小人呢？在《韓子》中講，君主一定要遠離小人、遠離奸臣。那什麼樣的人是奸臣小人呢？凡是奸臣、小人，都會順著君主的心思去說、去做，目的是取得君主的信任和寵幸。所以君主認為什麼好，他一定跟著贊歎什麼；君主（認為）討厭什麼，憎惡什麼，他一定跟著毀謗什麼，這就是小人最大的特點。
而忠臣卻恰恰相反。忠臣看到君主有過失，不忍心他犯這個過失，一定會極力進諫，甚至不惜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去勸諫君主，這樣的人才被稱為忠臣。因為他沒有自私自利的想法，想著不是自己的位子提升，而是想著整個國家的前途命運，整個人民的福祉。
忠臣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上下治，故能相親也”。這句話，在“金澤文庫本”和“元和本”中都寫作：“故上下治，能相親也。”而在“通行本”上，還有“天明本”上都刪去了這個“治”字。那我們還是從“金澤文庫本”。“上下治，能相親也”，什麼意思呢？就是使上下得治，上上下下都治理得很好，而且彼此能夠相親相愛。上下得治已經很不容易了，而彼此又能夠相親相愛就更加不易。而這恰恰是“中國式管理”的一大特點。
中國人把君臣之間的關系看成是一體的關系，所謂“一體”，就像一個身體一樣，領導者是頭腦，而被領導者像四肢。君臣一體，互相感恩，互相協作，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而且彼此相親相愛。所以中國式管理最大的特點就是“君仁臣忠”。《孟子》中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是自己的手足一樣加以關愛、加以重視，那被領導者對領導者就會更加關愛，像對待自己的心腹一樣加以重視，加以關愛。古人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如果君臣之間能夠保持這樣一種同心同德、榮辱與共的關系，這個力量是非常大的。
相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當成犬馬來使喚，就像現在的企業家對員工，認為我已經花錢雇你了，你為我出力就好了。那麼被領導者也會把領導者視為陌生人，沒有太多的親密和感恩之情。就像現在很多的企業員工下了班，在超市裏碰到了領導，都是一低頭，裝沒看見就過去了。
更有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領導者把被領導者的生命視為泥土和小草一樣的低賤不值錢，可以隨意踐踏。那麼被領導者說起領導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我們那個領導者簡直就是個吸血鬼，甚至連吸血鬼都不如，痛恨得像仇敵一樣。”
所以《孝經》中有這樣一句話，這一句話就教導臣子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君主，那就是“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這樣的結果就是上下得治，而且君臣一體，同心同德。
中國古代君臣之間的關系，既是君臣，又如頭腦與手足。在《蔣子萬機論》中講道：“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君王治理國家必須有賢德的人輔佐，才能安泰。所以君主被喻為頭腦，臣子被稱為四肢，誰也離不開誰。他們彼此相互需要、相互協調，才能夠把國家治理好。這個比喻非常恰當，也非常形象。下面說，“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所以，古代君主對於他們的臣下，可以說是極盡禮義；臣下不敢不盡心竭力、鞠躬盡瘁報效君主。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做君主的一定要懂得以禮來對待臣子，不能把臣子當成是替自己打雜的人，什麼事情都交代臣子去代辦。這就像現在的企業一樣，有總經理、有副總經理，他們都是企業的高管。總經理不能夠隨意的把副總經理當成是打雜之人，隨意支使，讓他們去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否則，就很難留住人才。
《晏子》中記載，晏子陪伴著齊景公，早晨的天氣非常寒冷，齊景公便說：“請給寡人盛碗熱飯。”晏子說：“我不是為君主端飯的臣子，不敢從命。”齊景公又說：“請給寡人准備衣服、裘皮褥子”。晏子說：“我不是負責為君主穿衣鋪席的臣子，因此仍不敢從令。”齊景公就問了：“那你為寡人能夠做什麼呢？”晏子正色回答說：“我是社稷之臣”。齊景公問：“何謂社稷之臣？”晏子說：“能夠穩定國家，區別上下各應承擔的本分，使人們做事都合乎道理；規定百官的秩序，讓他們各得其所；所言的辭令，可以傳遍四方，這就是社稷之臣。”從此以後，凡是按禮儀規定不應該由晏子做的事，齊景公再也不找晏子了。
正是因為景公能夠禮遇晏子，所以晏子也是竭盡全力地來輔佐他，經常為他講解治國的道理，而且不失時機地糾正他的錯誤。在《晏子》中記載，有一年，冬天下了大雪，三天都沒有見晴。齊景公披著“狐白之裘”，就是一個白色的裘衣，坐在堂上。這個時候，晏子來見景公，站了一會兒，齊景公說：“真奇怪啊，雪下了三天也不覺得寒冷”。晏子聽了之後就問：“天氣真的不寒冷嗎？”被晏子這一問，齊景公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
晏子接著說：“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晏子的話說得很直接，他批評齊景公說：“我聽說古代的賢君，自己吃飽的時候，便想到還有百姓在挨餓，自己穿暖的時候，便想到還有百姓在受凍，自己很安逸的時候，便想到百姓的勞苦，可惜君主您現在卻感覺不到。”景公很難得，他覺得晏子說的對，於是馬上贊歎：“善！寡人聞命矣。”他說：“你說的太好了，寡人明白您的教誨了。”於是，他馬上命令取出倉庫中的皮衣，同時開倉放糧，救濟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正因為齊景公能夠禮遇晏子這樣的賢臣，所以在晏子的輔佐之下，他也做到了循義而治。
讀《晏子》這部書，看到齊景公和晏子之間的對話，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君臣之間的深厚情誼。齊景公對晏子非常禮敬，對他說的話幾乎都是言聽計從。而晏子更是竭盡全力來勸諫、教導景公。
有一次景公外出遊覽，向北仰望，看到齊國的都城，不免感嘆：“唉！假如自古以來沒有死亡，那該多好啊！”晏子怎麼回答呢？他說：“以前，天地將人的死亡看成是好事，因為仁德之人可以休息了，不仁德的人終於可以藏伏了。假如自古以來都沒有死亡，那麼丁公、太公將永遠享有齊國，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將輔佐他。而君主您只能戴著鬥笠，穿著布衣，手持大鋤小鋤蹲行、勞作於田野之中，哪裏還有工夫憂慮死亡呢？”齊景公聽了之後很不高興。
沒過多久，梁丘據乘著六馬拉的車從遠處趕來，齊景公看了之後就說：“梁丘據是跟寡人很和諧的人！”晏子說：“他和君主只是氣味相投。所謂的‘和’，如果用口味來做比方，君主如果嘗出甜味，臣子就應該嘗出其中的酸味，君主覺得味淡，臣子就應該嘗出其中的鹹味。但是梁丘據卻不同，君主說是甜味，他就說是甜味，這稱為‘氣味相投’，怎麼能稱得上和諧呢？”晏子又一次拂了景公的面子，景公又不高興了。
過了一會兒，景公向西望去，突然看見了彗星，於是便召見伯常騫，要他祈禱讓彗星隱去。晏子說：“不可，這是上蒼在教誨人民，用以警誡人不恭敬的行為。現在君主如果能夠修文德、納諫言，即使不祈禱彗星隱去，它也會自行消失。而現在君主卻好酒貪杯、連日作樂，不整改朝政，縱容小人、親近讒佞、喜歡倡優，這樣下去何止只有彗星，就連孛星也將會出現了。”意思是說，會有更不好的征兆出現。齊景公聽了之後就更加不高興了。
這件事過去沒多久，晏子就過世了。齊景公走出門外，背靠著照壁而立，他嘆息說：“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孰責寡人哉？”晏子過世之後，齊景公還常常思念晏子的教誨。他說：“以前先生伴寡人出遊，曾經一日三次責備寡人，現在還有誰來責備寡人呢？”
由此可見，愛之深，則責之切。晏子感恩景公的信任，不希望他犯錯誤，總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來勸導他。如果一位領導者身邊有幸有一位老師般的人物，看到他有問題就直言不諱地指出來，那麼這位領導者的提升一定會很快，而且也不容易犯大的錯誤。所以古代的明君都以能夠得到犯顏直諫的臣子為榮幸，甚至想方設法的引導臣子們指正自己的過失。
在現代社會，除了父母之外，很少有人能直言不諱地指正我們的過失了。那是因為父母愛子心切，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有問題而不去指正。看到孩子有問題，父母經常是不管孩子高不高興，都要給孩子指正過來。但是我們做兒女的，卻不能夠體會父母的良苦用心，甚至還逆反，與他們對立。
古人說：“士為知己者死。”讀書人都講求道義，如果遇到了一位能夠尊敬他的領導者，他就是肝腦塗地，也願意報答君主的知遇之恩。而回報的最好方法，就是幫助君主提升，所以才會經常直言不諱。正如《易經》中說：“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大王的臣子忠厚老實、犯顏直諫，不是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過失。君主有過失，是危亡的征兆，見到君主有過失，而不去勸諫，就是無視君主陷於危亡的境地。而忠臣不忍心看著君主處於危亡的境地而置之不顧。所以愛之深，則責之切。如果我們周圍有能夠直言不諱，指正我們過失的人，甚至冒著“大不敬”的罪名，還能勸諫、提醒我們的過失，那麼這個人就是真正為我們著想、最忠心的人。從晏子對齊景公的諄諄教誨之中，我們更能夠體會到晏子的忠心。
當然，晏子的忠心還有多種表現。《晏子》中，這樣評價：“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晏子作為景公的宰相，他待人的原則是：看到賢德之人就推薦，不求與君主的想法相同；看到不賢德的人就罷免，不避開君主所寵愛的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存私心，規勸君主直言不諱。
還有一個故事，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晏子的無私。
晏子上朝的時候，坐著破馬，駕著劣車。齊景公看到這種情景之後，就說：“是不是先生的俸祿太少了，為何乘坐如此破舊的車？”退朝之後，景公很關心晏子，就派梁丘據給晏子送去了一輛大車，但是去了好幾次，晏子都不接受。齊景公很不高興，派人立刻召晏子進宮。晏子來了之後，齊景公就對他說：“先生如果不接受寡人所贈的車馬，那麼寡人以後也不乘車馬了。”
晏子說：“君主讓我監督群臣百官，因此我節制衣服、飲食的供養，為的是為齊國的百姓做出表率。盡管如此，我仍然擔心百姓會奢侈浪費、而不顧自己的行為是否妥當。君主您乘坐的是四匹馬拉的大車，我作為臣子，也乘坐四匹馬拉的大車，那麼對百姓中那些不講禮義、衣食奢侈而不考慮自己行為是否得當的人，我就沒有辦法禁止了。”於是，晏子還是沒有接受齊景公的好意。換了一句話說，齊景公想送晏子一輛高級轎車，而且這輛車的級別很高，與景公自己乘坐的車子級別是相等的。這在一般人看來是多大的榮寵啊，這是君主所賜，又那麼高檔，說明自己受到了君主的禮遇。但是晏子考慮到這樣做有違禮義，而且還會帶動全國興起奢侈之風，所以還是拒絕接受了。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晏子沒有任何私心，對景公忠心耿耿，一心想輔佐他把國家治理好。所以，晏子過世的時候，景公非常哀痛。
《晏子》中這樣記載：“景公遊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齊景公出遊淄川，聽說晏子過世的消息，急忙乘車趕回。“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齊景公自以為車跑得慢，於是跳下車來自己去奔跑，但是發現自己跑得還不如坐車快，於是又上車疾馳。“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等到達都城之後，他在路途上先後四次下車奔跑，邊跑邊哭。“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趕到了晏子家，趴在晏子的屍體上失聲痛哭，說：“大夫啊，您經常批評寡人的過錯，大事小事無所遺漏，盡管如此，寡人仍然奢侈放縱而不知收斂，因此百姓對寡人有很多積怨。”“今天降禍於齊國（原文無“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他說：“如今上天降災於齊國，卻沒有降在寡人的身上，先降到了夫子的身上，齊國的江山要危險了，百官之中還有誰能指出寡人的過失呢？”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齊景公的哀痛出於為君者對臣子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感恩之心。一定是在那一刻，齊景公回想起了晏子從前輔佐自己的時候，對自己點點滴滴的教誨，不失時機地勸導，苦口婆心地勸諫，忠心耿耿地付出。所以，這種哀痛之情也是君臣之間深情厚誼的自然流露，這種深情厚誼，正是君臣在多年相處的過程中慢慢累積起來的。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古人賢君、忠臣之間的相處，確實是以道義相交，所以能夠天荒而地老。而不是像現在的一些人，是以功利與人相處，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而很少有恩義、情義、道義可言。結果是“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疏；以勢交者，勢傾而交絕。”人們是以利益相互交往，這個利益沒有了，交情也就疏遠了；彼此是以權勢相交往，勢力傾覆了，交情也就斷絕了；唯有以道義相交，才能經得起考驗，天長地久。
那麼古人君臣之間的相交，也是一種道義相交，是君臣一體、相互感恩、相互團結、相互付出的關系。正是因為如此，所以上下得治，並且彼此相親相愛、同心同德。
這一次課就先學習到這裏，我們下次再見，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