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
今天，我们接着讲“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
现在我们说到中国式管理，很多人都很好奇，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其实中国式管理，用儒家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仁臣忠”的管理。“君”就是领导者，“臣”就是被领导者，也就是说领导者仁爱、关心、体恤、教育下属，下属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者交给自己的工作任务，这就是中国式的管理。所以在中国式管理之中，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相互关爱、相互感恩、相互团结，共同成就一个事业，而不是像西方国家，他们是对立的关系。上次课我们提到，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虽然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讲人权，是因为它有更好的方法，已经把人权保护得很好了。所以没有必要提出“人权”的概念。
比如我们读《孟子》，《孟子》上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成手足一样加以关爱、加以体恤，你发现被领导者怎么回馈领导者？他对领导者会更加地关爱，把他当成自己的心肝宝贝一样加以重视。相反，“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如果领导者把被领导者当牛做马地来使唤，意思说我给你钱了，你给我出力就好了，呼来唤去的也不尊重他的人格。被领导者下了班，在超市里遇到他们的领导是怎么表现的？一低头装没看见就过去了，把领导者视为国人，就是一般的陌生人，没有更多的亲密。更有甚者，“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领导者把被领导者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地践踏。这时候被领导者说起领导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态度，说：“我们那个领导者简直就是个吸血鬼，甚至连吸血鬼都不如。”说起来像仇敌一样加以痛恨。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对属下有仁爱之心，他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不仅仅领导属下、管理属下，还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去关心、体恤属下。当然，仅做到这两项还是不够的，还要怎么样？还要教导属下，让他知道做人的道理，让他知道有感恩之心，他就会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所以“君仁臣忠”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精髓。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能够成为“经营之神”，就是把这样一个管理运用到他的企业之中。松下幸之助有一位厂长没有来上班，结果恰恰不巧在这个时候企业着火了，烧了大片的厂房，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件事之后，并没有马上去兴师问罪、追究责任，而是马上调查原因厂长为什么没有来上班。结果他一调查，发现厂长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住进了医院，这位厂长是一个孝子，他就去照顾母亲了，结果不得已没有来上班。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他马上就去买了礼物，亲自带着礼物到医院探望厂长的母亲，并且安慰地说：“你的母亲已经得了重病，而且都已经住进了医院，但是这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你现在全心全力地把母亲照顾好，这件事不用担心。”他的母亲康复了，这个厂长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他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要依法严惩。他知道这个厂长平时都是负责、尽职的，这次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是因为对他恩德最大的母亲得了重病，他去照顾母亲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他只是给他调离了一个工作，但仍然委以重任。
诸位朋友，如果我们是这一位厂长，我们的领导者以这样一个关爱的心、信任的心、希望的心来对待我们，请问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回馈领导者的信任呢？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是竭尽全力地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让领导放心，这就叫“君仁臣忠”。
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为“经营之神”，他就是把儒家的管理哲学、管理理念运用到企业之中。在这件事中，第一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首先承认自己的过失，说：“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他不是去推卸责任；第二他懂得“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后面我们会讲为什么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门”，道理何在？第三他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做到了君仁臣忠。在日本二战以来，凡是稍有成就的企业家，都是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成就了他们的儒家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具体而言，我们把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治国之道，管理之道，致富之道，理财之道，还有道中之道。
首先我们看第一，治国之道。也就是说怎么样把国家治理好，让国家安定和谐呢？其实就是四个字：“富之”、“教之”。在《论语》上记载，孔老夫子到魏国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给他驾车子，孔老夫子就说：“这地方人口已经很稠密了。”冉有就问：“人口已经很稠密了，还应该做什么？”孔老夫子回答了两个字，“富之”，要使人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说：“已经使人们富裕了，还应该做什么？”孔老夫子又回答了两个字，“教之”，就是说要给他们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本分。换句话说“庶之、富之、教之”这几个字做好了，社会安定、和谐，国家也得到治理。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使中国变成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人口大国，它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是“庶之”的任务，邓小平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它主要完成的是“富之”的任务，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国。我们现在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强国强在何处？当然这些方面都要均衡发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强在文化。在历史上的中国，它之所以能够有万国来朝的局面，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繁荣、物质的丰富，还是因为外国人到中国来一看，被我们文质彬彬的气质，礼仪之邦的文化所吸引。文化能够产生影响，这才是强国的重要原因。要使社会主义富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要完成“教之”的工作。我们说，我们现在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教之”的问题。
我们再看，儒家其实并没有反对人们去追求物质，要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或者过上富裕的生活。比如说孔子，他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谁不喜欢富贵呀？每个人都喜欢，他也承认这是人之常情。他引导人们不要以不好的方式去追求富贵。所以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如果用不道义的方式获得富贵，我宁愿处于贫贱的地位。
《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我们现在所规定的田产制度，让人上不足以孝敬父母、侍奉父母、赡养父母；下不足以蓄养妻子和儿女。年头好的时候终身奔波劳苦，年头不好的时候免不了饿死、冻死。在这种情况下，人死里逃生还来不及，谁有功夫给你讲道德、明礼义呢？
儒家它的思想非常的现实，并没有让我们饿着肚子去讲道德、明礼义，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经济基础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当然儒家反对不道义地获得富贵的方式，孔子他特别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通过不道义的方式获得富贵的地位，这对我而言就像天边的浮云一样。什么意思？“和我毫不相关，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告诉我们浮云聚散无常，也是提醒我们不义而获得的富贵不能够常保，就像浮云一样聚散无常。
《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如果人们为了达到富裕，争取利益而不择手段，从上到下的人都交相地争夺利益的话，这个国家就危险了。为什么危险了？比如说有食品安全问题，有贪污腐败问题，还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些都是因为上下交争利，见利忘义所导致的。国家是不是就危险了？你看我们连吃的东西都不安全，没有保证了。现在又有很多转基因的食品，让人防不胜防，对人的身体潜移默化地造成危害。
汤恩比先生，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和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中这样说道：“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如果人把自己的技术滥用于利己主义、邪门歪道和罪恶目的，就有致命的危险。正因如此，它才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细菌，还有鲨鱼和猛虎更加危险。”但是我们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为什么？比如说在地震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全国都是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当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与此相比，由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这种危害并没有引起像自然灾害那样的关注。中国古人认为其实这些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细菌，还有鲨鱼和猛虎更加危险。
第二，中国的管理之道也是用四个字来概括：礼主刑辅。
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管理方式？因为“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它只是在消极结果已经产生了，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它没有办法防患于未然。但是礼仪道德的教化却可以防患于未然。关于礼的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和西医的对比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扁鹊有两个哥哥都是名医。有一次魏文侯把他叫来了，他说：“我听说你们家三个兄弟都是医生，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扁鹊很诚实，他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为什么？因为他给人讲养生之道，按照自然节律去饮食起居，人基本上可以不得病。”比如说我们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天的日春是从几点钟开始？一天的日春是从三点钟开始。三点钟立春了。春天主什么？主生发。意思说三点钟春天已经来了，你就可以起来活动了。你看古代的人三点钟已经起床了。五点钟是一天的惊蛰，惊蛰就是小动物冬眠要恢复活动的时候，这时候你起身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都是特别有助于养生的。中国古代的这些养生方式非常的柔和，叫内壮法。它强壮的是你内在的五脏六腑，而不是外在的骨骼肌肉。六点钟是一天的春分，也就是春天的一半要过去了，你再迟再迟不能超过六点钟起床，否则的话春天的一半都过去了，你还没有起来赶上春天的生发。春天生得不好，夏天就不会长得很茂盛。夏天就是九点钟到下午的三点钟，很多人这个时候就昏昏欲睡，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春生生得不充分。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这是一天的秋季，秋天主什么呢？秋天是主收，有收获也有收藏的意思，这时候就不能做激烈的运动，所以很多人愿意把运动放在下午三点钟以后，这不是十分科学。晚上的九点钟到早晨的三点钟，这是一天的日冬，特别是十一点到一点是一天的子时，也就是一天的寒冬，这时候应该处于熟睡的状态。可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十一点钟，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时候不休息还很精神，就等于我们穿着很单薄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久而久之是很容易得病的。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英年早逝，什么原因？和他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扁鹊的大哥就给人讲养生之道，所谓“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天补。”什么叫天补？就是按照自然节律去饮食起居，所以人听了他的建议之后基本上不会得病，而且寿命还很长。
他的二哥医术第二高明，为什么？他是在病人有小小的征兆就给以对治，这个人也不会得大病。
扁鹊他说：“我的医术是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传得最远，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我要给他做手术，钳开他的血脉，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再给他进行针灸，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了，大家一看佩服得不得了，说扁鹊这人可以妙手回春，可以起死复生，所以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诸侯国。”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了，为什么现在西医的影响超过了中医，为什么西方管理方式的影响超过了中国的管理方式？就是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好、非常地迅速，但是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而且还留有后遗症，推迟了症状的发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古人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治国是用礼仪道德的教化为主，以刑罚为辅。西方文化它是一种宗教文化的传统。在历史上，它这政治制度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的。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所以它的治理靠的仍然是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只不过道德教育的主体是教会而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的宗教文化的传统，误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制度在西方国家能够运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国就变味、就走样。比如说我们把西方的民主选举引过来来选举村支书，但是因为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并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结果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谁给我的礼物投我欢心，我就去选谁，谁是和我亲戚，我就去投谁的票。甚至有的地方，是因为他惧怕谁，他就去选谁。这样就不能够保证公平正义真正地实现。
在现代以来有很多西方人说，“上帝死了，宗教是迷信”，所以很多人也不再相信宗教了，结果导致了什么？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的，但是由于缺少了宗教教育，他们的社会也有两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第一就是虽然它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却不能引导人们团结互助、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所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也可能同时是一个人情冷漠、精神空虚、道德颓废的社会，由此导致了法律所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反社会行为被称为Antisocial Behavior，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触犯法律，但是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等等。因为青少年的年龄很低，还没有达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像在九九年的时候，我到英国去留学，经常听他们的议会在讨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越来越严重的青少年以强凌弱现象，但是也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没有提出好的方案。这就是因为忽视了道德教育所导致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因为人确实可以通过严峻的法律把犯法的人关进监狱，但是监狱的人越来越多了，国家不得不拿着大量纳税者的钱去建新的监狱，而且人不以进监狱为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像很多人进了监狱都在互相讨论，说：“你这是第几次进监狱了”？这个人很不好意思，他说：“我是第一次。”结果没想到对方怎么样？他一拍胸脯说：“你才第一次啊？我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已经是三进宫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也就是政府那些警察连大的刑事案件都应接不暇，对于小的邻里纠纷根本无人过问。
看到这些情况，让我们想起有一次我们也是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个外国的学者还是一位女士，她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她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地向我们西方国家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孔子所描写的情形，老子所描写的情形。”什么情形？很难得，她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就是我们的法令条款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严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恰恰相反，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却越来越多。
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叫麦金太尔，他写了两本书，一本书是《追寻美德》，另一本书叫《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两本书在西方伦理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什么？因为他说近现代以来，西方的伦理学都关注于正义的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而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以你说的这个正义是“谁的正义”？缺少主体，所以他问：“谁之正义？”又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正义和理性的理论，比如说功利主义的、社会结论的、伦理利己主义的、还有罗尔斯的正义论，各式各样的。他们以不同的标准提出了关于正义和理性的不同的论述。他说，“我在具体地遇到一件问题的时候，我到底应该按着谁的标准去判断这件事是合理的还是正义的呢？”所以他又问，“何种合理性”？这就是告诉我们，伦理学不仅仅应该关注于正义的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而应该回到个体美德的培养。他说伦理学应该回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把美德培养、道德教育作为伦理学的核心。
实际上在《论语》中，孔老夫子也是早看到这点，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只要你触犯了就给你刑罚的处罚。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企业所采取的管理方式，结果是什么？“民免而无耻”，人民因为惧怕处罚免于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甚至他仍然想方设法地去做坏事免于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怎么办？孔老夫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要用道德来引导人们，要用礼仪来教化人们。人们有了羞耻心，还有人心的归附，他自自然然地愿意归。 “格”，来的意思，指人心的归附，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特点。
我们看在苏州固锝这个企业之中，几年之前学习了传统文化，现在他们的企业不是一个和谐企业，是一个什么企业？是一个幸福企业，确实是把彼此看成是家人。比如说他们以前的管理也是“道致以政，齐之以刑”，有人迟到也要上下班打卡，迟到了之后要罚款。但是他们学了传统文化之后觉得，你看我们是家人，一个人要回家还需要打卡吗？就把上下班打卡的制度给废除了，结果怎么样？因为他们学习传统文化，对企业的主人翁意识提起来了。他们不仅没有迟到，反而来得更早了。不到上班的时候，人家已经来工作了。这就是学和不学的区别。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次课再接着讲中国式管理的第三个方面——致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