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我是葛斯青，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是《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我相信很多人拿到一本书，都会首先翻一翻前言和目录，就知道书的大概内容了。《论语》对我们来说并不算陌生，中国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背出一两句。可是如果你要是拿出《论语》还是用刚才那种看前言和目录的方法，就好像有些行不通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打开目录就是“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八佾第三”等等，除了能看懂第一到第二十，根本看不出来这本书是在讲什么。再翻开正文，你会看到一会儿一个“子曰”，一会儿一个“曾子曰”，前后文看起来毫无联系，完全不知所云。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写而成，全书一共二十篇，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教育原则等等。
正因为如此，你在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名字都在不同的章节里面出现过好几次，比如说颜回、子路、子张等等。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竟然有一种断断续续看故事一样的感觉，这就需要我自己把这些人、事、物串联起来。这也引发了我对人物很大的好奇心，我觉得这种串联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就像在做游戏一样。因为串连起来以后，我自己就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每一个人都有怎样的性格，还能够看到孔子的评价以及孔子的思想观念。
下面我就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柳下惠。我在《卫灵公第十五》当中看到了提到了柳下惠这个人。
是这么说的：“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臧文仲是一个窃居官位的人吧？他明明知道柳下惠是一个贤人，却不举荐他一起做官。”这句话反应了几点信息。
首先，柳下惠是一个贤人。孔子对柳下惠的评价很高，他说柳下惠是一个贤人。但是臧文仲却不举荐他，那就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是还有什么事情，柳下惠在做官方面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可是《论语》当中的故事是不连贯的，所以他们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于是我就只能继续往下看了。等我看到《微子第十八》的时候，柳下惠这个人就又出现了。
这一次说了什么呢？一上来就说：“柳下惠为士师，三黜。”“士师”就是典狱官，是掌管刑狱的人。“黜”就是罢免不用的意思。连起来就是说，柳下惠当典狱官，三次被罢免。所以说柳下惠的故事在这儿就又续上了。
稍微调查一下就知道柳下惠做了典狱官，当时鲁国王室衰微，朝政把持在臧文仲等人的手中。柳下惠生性耿直，不善逢迎，自然就容易得罪权贵，造成了他接连三次都被罢免，特别地不得志。《微子》里面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后面说，“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意思是，有人说：“你难道不能离开鲁国吗？”言外之意就是，柳下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在鲁国这么不得志，你为什么不去其它的地方谋求发展呢？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周王室的势力衰微，诸侯群雄纷争，在一个地方混不好，完全可以去其它的地方。面对这种情况，柳下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意思就是，自己在鲁国之所以遭到屡次的罢免，就是因为自己坚持了做人的原则。那如果要是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即便是到了其它的地方，也很难就不被罢免；如果是放弃了做人的原则，在鲁国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那又何必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呢？
这句话真的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工作单位做得不称心如意，他就会想，我换一个地方就好了吧？但是换了一个地方以后，发现烦心事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减少，最后很有可能就象温水煮青蛙一样，自己被环境同化了。但是柳下惠保持了他的正直，也赢得了天下和后世人对他的好评。
《微子章》里面还有一次出现了柳下惠，这一次就是孔子对他的评价，孔子说：“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意思是，柳下惠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份，但是他说话依然合乎伦理，行为依然合乎人心。那么到这儿，《论语》当中关于柳下惠这个人就相对完整了。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看一看《论语》当中的其他人。当然如果还是对柳下惠这个人感兴趣，还可以再找其它的资料研究柳下惠这个人。
柳下惠的故事给了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就是我们要学习柳下惠为人正直，即便是在逆境当中还是可以保持“言中伦，行中虑”的品格。
第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千万不要当臧文仲这样的人，嫉贤妒能，看到有人比自己强，就要刻意地压人一头。
第三，作为国家、企业、还有机构的领导者，我们尽量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尽量要给下属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要使有才的人被埋没。因为像柳下惠这样有道德操守的人毕竟还是很少数，多数人可能会走向其它的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变得比臧文仲还要坏，这叫做“以坏制坏”，在环境不好的时候，越坏的人，越能够占上风，所以既然正直行不通了，那就只能跟着变坏。第二种人，选择离开。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选择离开，他肯定是带着很大的遗憾走的，有能力的人离开本来就是一种损失，带着一肚子怨气离开，肯定不会带走正面的宣传。这样一来，要么是人都变坏了；要么就是好人都走了，并且还带走了不良的宣传。你说这公司还能长久地存活下去吗？
我们今天学习《群书治要》，就知道《群书治要》是一部给领导者看的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令魏征等人，整理历代帝王治国史料，编写的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群书治要》当中也选了《论语》，既然《群书治要》是大臣选给皇帝看的，所以他们编选的《论语》对于我们今天领导者做管理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知道领导者首先要避免出现柳下惠和臧文仲的这种情况，才能够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那如何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呢？《群书治要》的《论语》部分就给了我们答案。
《群书治要》是一部中国领导者读物，里面全都是领导智慧。我们知道中国式的领导要解决的问题跟国外的不太一样，他不是用外在的条条框框去解决人的问题。用外在的条条框框的确可以赢得显著的效率和效果，但是也有可能造成群众的不服气以及惰性。
中国式的领导是主张发扬善的，他属于一种内在的解决方式，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自觉自发地去为善。您可能说靠自觉，从来都不靠谱呀，现在的各项指标都是跟业绩、工资挂钩的呀！那《论语》当中的方法就更加值得我们借鉴了。
所以说，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论语》当中提到的“修己安人”。在《宪问第十四》孔子就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我们知道，《论语》当中有一个字始终是贯穿其中的，那就是仁爱的“仁”字。修己使人的内心达到“仁”，表现出来就可以安人、安百姓、安天下。
下面我们就可以沿着“修己安人”的这个思路来看一看《群书治要》当中的《论语》部分。
首先是修己。其实《群书治要·论语》当中的第一句话，就明确地告诉我们“修己”应该如何修。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你可能会问，什么是“本”？什么是“道”呢？不用着急，紧跟着这句话就举了一个例子，它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意思是孝悌就是仁爱的根本。为什么孝悌是根本？其实这前面还有一句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孝悌，他就不太可能会做出顶撞上级的事情。就像《孝经》当中的思路一样，“以孝为本，推己及人。”孝是根本，首先是自己意识到孝，并且做到孝，这才是根本。之后呢，“推己及人”，对别人也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所以《论语》当中的这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悌作为仁道的根本，行仁道，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来，“本”和“道”的思路我们也就明白了。“本”和“道”的思路，其实就是体用一源，知行合一。有什么样的本体，就有什么样的发用；有什么样的知，自然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这个思路，其实在《中庸》当中也有体现。
《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中庸》的作者是孔伋，字子思，是孔子的嫡孙，也就是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本”和“道”的思路，在《中庸》当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就提到了“大本”和“达道”。它说“中”是大本，那什么是“中”呢？前面一句话就解释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后面一句话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意思就是喜怒哀乐表现出来合乎法度，就叫做“和”。如何使喜怒哀乐合乎法度呢？它的前提一定是喜怒哀乐在未发的时候就像镜子一样干净，像秤一样平衡。“中”就是不偏不倚，就是心的本体能够廓然大公。
时刻保持“中”的状态，称之为“大本”。做到合乎节度，称之为“达道”。
所以如果心是至诚的，自然做什么都是对的。我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射箭，射箭要是脱靶了，请问您是怪别人在旁边影响您了呢，还是怪自己没有摆正箭的位置呢？我们都学过唯物辩证法，当时说：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肯定还是自己没有摆对位置，才会导致射出去会脱靶。所以《中庸》当中就写道，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是求己而不是求人，所以说国家要是有问题，君主一定有问题；企业经营不好，领导者一定有责任；如果要是一个人做人很不厚道，那么就证明，这个人的心一定是出了问题的。
所以四书当中的《大学》就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就是一层一层地求己，而不是一层一层地找外因。这样一来，我们再返回刚才的那一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不是就觉得很清楚了呢？
我们总结一下《中庸》是理论基础，告诉我们“大本”和“达道”，以及“中”和“和”之间的关系；《大学》给我们指出了修习的条目和框架，那《论语》最后就是给我们讲了具体的做法和内容，并给我们举了许许多多的实例。我们不妨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继续往下看了。还是举一个刚才孝悌的例子，不妨我们就把刚才的孝悌作为第一个“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再看几个“本”。
第二个“本”就是“求己”。我们刚才说了，内因是根本，所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群书治要·论语》当中，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语。《卫灵公第十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人与人相处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还有纠纷，为人处事应该多替别人考虑，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因为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一旦发生了矛盾，人们都应该多做自我批评，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别人。“责己严，待人宽”，这就是保持良好和谐人际关系必不可缺少的原则。如果说“求己”属于正心，也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那么求己之后的表现是什么呢？一定就是“改过”。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子张第十九》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的过错就好像日月蚀，他犯了错误，人们都能看得见；但是他改正错误，人们也都会仰望着他。
下面继续来看第三个“本”，我总结的是“以德为本”。我跟大家说，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有一个学期硕士毕业，我对未来前途真的是一片茫然，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拥有什么样的位置。但是，当时我就看了《论语》，其中有一句话真的点醒了我，这句话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意思就是说，不要怕自己没有位子，怕就怕自己没有学到能立得住脚的东西。我突然就明白，我之所以担心自己的前途，是因为我还是没有足以使自己立足的事物。如果我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了，走到哪儿都不用担心没有位置啊！做事情是先有能力，才有位置，做人也是一样的，先有德行，然后才可以被人认可。
我们大多数人，现在都担心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地位，但是孔子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担心的是什么呢？“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担心德不修，学不讲，听到义不能去做，有了不善的事情也不能改正，这些都是他忧虑的事情。《论语》当中还有一句话：“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如果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特别的棒，但是他是又骄傲又吝啬，这样的人走到社会上的命运一定不会特别好。
所以，《大学》当中就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还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连根本都没有做到，就去求结果，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行得通的。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就很容易招人喜欢，别人自然就喜欢帮助他。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企业应该强调质量、强调社会责任、强调服务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绩效上面去提要求。如果是只注重绩效的话，不重视根本，最后一定会出现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现象，而这样的企业一定不会长久地存在下去。
以上说了三个“本”，下面再看第四个“本”，“以信为本。”我们今天说一个人如果能说会道，这肯定是优点。比如说，选举要发言吧，面试要说话吧，别人在短时间怎么了解你呢？只能通过听你说什么。古时候的时候，社会节奏特别慢，农业使人们的地理位置相对稳定，在熟人社会当中，人们更倾向去看一个做什么来评价他。但是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节奏变快了，人与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才能了解到位，所以，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去听一个人说话。但是，在快速了解的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题：就是一个人说出来的话，他不一定能做得到啊。有些可能是为了得选票、得到支持，就会说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话，如果说出来的话落实不了，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
“信”，是儒家传统伦理的准则之一。孔子就认为，“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点。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好像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一样，它要靠什么来行走呢？可见，“信”真的是根基。个人的信用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就是统治者也一定要建立起信用。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子贡说：“如果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项，请问，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就说：“去掉军备。”子贡接着问：“如果还去掉一项，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都失去信任了，那么国家都不能存在了。”可见，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信任才是最重要的。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国家如何才能存在下去呢？所以，子夏就说：“君子必须先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去劳其百姓，否则的话，百姓就会认为他们是在虐待自己。”
所以说，夸大其词地说话，其实是信任缺失的表现；有目的地说话，更是违背内心的仁道的。之前我们就说，心是行为之本，如果行为出现问题了，证明人的内心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孔子就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的人，不太可能是有仁德的人，类似的句子还有“巧言乱德”。 作为个体来讲，孔子提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要谨慎，但是行为要敏捷。对于个体评价其他人来讲，孔子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意思是不要根据别人说什么就直接作出判断。
进一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不要根据大家的喜好直接作出判断。作为领导者来说，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公司，还是治理小家，都应该学会明察用人。怎样做才算是“明察”了呢？来看一下《颜渊第十二》，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谮”就是谗言，“愬”就是诬告的意思。子张问：“怎样才算是明智的？”孔子就跟他说：“诬告和谗言在你那儿都行不通了，那么可以说，你是明智的了，也可以说你是很有远见的了。”我们在课上也学过，事物的现象是外在的表现。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歪曲的。我们对现象的认识其实是感性认识，而本质才是事物的内在属性，我们对本质的认识是理性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要求我们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够不被外在的表相所迷惑。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修己”。我来总结一下，总的思路就是《群书治要》里面的第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然后我从《群书治要·论语》里面总结出了四个“本”，分别是“孝悌为本”，“求己为本”，“立德为本”和“以信为本”。这四点看起来没什么联系，但其实它们都离不开“仁心”二字。“中者大本，和者达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有了“仁心”的“未发之中”，自然做什么都是对的了。
以上说的是“修己”的部分，下面理应说“安人”。但是在“修己”和“安人”中间有一个过程，就是“仁心的发用”。将仁爱之心用出来，其实就是亲民，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推己及人”，对于领导者来说就是“安人”。
我下面先来解释一下“仁心的发用”。“仁心的发用”有两个方面，正方就是“推己及人”，反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用“孝”来举例，如果一个人有仁爱之心，对自己的父母孝顺，那么他看见其他人的父母也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爱戴，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用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就是“推己及人”；反过来，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要求别人，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群书治要》里面有很多“仁心发用”的句子，下面我来总结三点。首先，“仁心发用”可以形成良好的品格。比如，曾子每天都反省自己：“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就是一个很好地把“修己”和“推己及人”结合的做法。首先，反省属于“修己”，“推己及人”则会想到自己为其他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做到诚实可信了呢？这就是他在“修己”的同时，形成了对人忠、信的良好品格。还有一句，“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是讲仁爱之心的发用，能够形成“孝、忠、信”等良好品格，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可以用“推己及人”来为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就是“仁心发用”用在政治上了。举一个反例，孔子说，可以和鄙夫一起事奉君主吗？他在没有得到官位的时候，总是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了，又害怕失去它。如果他担心失掉官位，那他一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鄙夫在心里本来就存有自私自利的心，所以用来事君，肯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论语》里面还有许多关于君子和小人的话语，其实君子就是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还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小人结党营私，与人相互勾结，不能与大多数人和睦相处。然而君子则不同，君子胸怀广阔，与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好，这一张PPT讲的就是第一点，仁心的发用可以形成良好的品格。
第二，待人以礼是人内心仁德的外在表现。如果说仁德讲的是人的内在道德修养，那么可以说礼就是一个人内心有仁德的外在表现形式。简单地说，礼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秩序的典章制度，礼仪条文，还有行为规范。如果一个人内在有仁德之心，那么他必然能够自觉自发地按照“礼”去行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待人以礼是内心有仁德”的外在表现。
《颜渊篇》说，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并且说，“为仁由己”。意思是说，仁德全都在于自己。颜渊再问师兄仁德的具体条件，孔子就讲出了十六字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一切行为都能够不违背礼，就可以说是一个仁者了。
既然说到了礼，那我现在想展开来说一说，因为《群书治要·论语》当中选了许多条和礼有关的句子。礼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调节。一个人光有仁爱之心是不够的，必须用礼来调节，如果不用礼来调节的话，很有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不然的话，“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现在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泰伯第八》，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本来都是很好的品质，但是如果它们不用礼来调节的话，就会出现“劳苦、拘谨、乱、说话刻薄”的反面效果，达不到修身养性的目的。这个引证说明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光有仁爱之心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循礼的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只有坚守了礼的规范，才能有仁德的实践，所以说，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德的表现。还是用孝来举例子，如果对父母都没有深厚的感情，只是依礼而行也算不得是孝，所以说礼的前提一定是内心深处要有真感情，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面可以依情况而定。比如说《八佾》当中，林放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就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意思是说礼就仪式来说，与其奢侈讲排场，不如简朴、朴素；就办丧事来说，与其在仪式上办得很周到，宁可内心真正的悲痛。孔子的思想就很明确了，孝心才是最根本的，而具体的礼节仪式则是次要的。在孔子看来，对于仁和礼还真的是要辩证地来把握，否则过于看重礼，只能走向形式主义，徒具形式的礼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失去了仁德这个根本。
孔子下面几句话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批评，《阳货篇》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就是说礼绝对不止那些玉帛礼器，乐也不止那些钟鼓乐器，不能够只抓住玉帛和乐器的这些形式，而丢掉了礼和乐的灵魂。《八佾篇》中还有，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失去了仁爱之心，就无需再去讲求礼和乐了，丢掉仁的本质，空讲礼乐就像是金絮其外，没有任何的意义。
仁和礼的关系在我们今天来看可以是实质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事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不忘初心”是重视实质，但是形式是实质的外在表现，没有形式是缺乏实质的表现，但是过分强调形式就会变成形式主义，以上就作为礼的延伸。
下面继续再说回来“仁心发用”的第三点。
第三，受人爱戴是“仁心发用”的效果。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走到哪儿都能行得通呢？”孔子就说：“言忠信，行笃敬，即使到了蛮貊的地区也可以行得通啊。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所以说“仁心发用”带来的效果就是能够受人爱戴。我想起《群书治要》里面有一句话叫“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这说明仁心的发用一定会能够受到别人的爱戴，而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以上讲了修已，还有仁心的发用。对于领导者来说，仁心的发用最大的作用就是安人。第一，仁者爱人，有推行仁政。首先有仁德的人作为领导者，必然会表现为爱民。《论语・为政第二》，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法律禁令去引导百姓，是用刑罚来约束百姓，百姓只能够求得免于犯罪，但是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如果是用道德教化去引导百姓，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自发地去守规矩，所以说刑罚可以使人们避免犯罪，但是不能使人们明白犯罪可耻的道理，没准人们钻了法律的空子，还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而道德教化要比刑罚高明得多，它能使百姓遵守规矩又能知耻，这也反映了道德在治理国家当中与法治不同的特点。这就能看出，孔子期望通过仁和礼的教育，把老百姓的日常行为都纳入礼的范围，这样就可以出现和睦友爱，无纷争，无争讼的理想局面了。
所以他这样表达过他的理想，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审理案子，目的是在于诉讼不再发生，而不是以自己能够破案而感到沾沾自喜，这也就是着眼于根本。由此可见教化是一种爱民的政治主张，教化首先是顺着道而为的，使老百姓理解了，就能够自觉自发地去遵守了。我们很熟悉的一条就是“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在这里“庶”、“富”和“教”三个字，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孔子的治国方针，治理国家首先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使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家丁兴旺，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就是要采用各种办法使人民富裕起来，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丰衣足食，国力强盛，这是第二阶段；在国力强盛、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再去进行道德教育，以建成文明礼仪之邦，这就是第三阶段。以上也就是顺道而为，爱民的一种政治主张。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体现爱民，鲁哀公问有若说：“遭遇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呢？”有若就回答说：“为什么不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鲁哀公就说：“现在抽了十分之二，我自己还不够呢。”有若说：“如果百姓的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呢？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呢？”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口，但意思就是以百姓为先，如果百姓都吃不上了，那么作为领导者，够用又有什么意义呢？以上就说的是，仁者一定会实行爱民的仁政。
第二，仁者安人，正己化人。有仁德的人可以为周围人做出很好的表率，起到带头作用。领导者自己做的好，其他人看到了，自然而然就愿意效仿。所以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还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上两句都说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正己化人，如果用到政治上，就是领导者能够率先垂范，上行下效。比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治”的“政”就是“端正”的“正”的意思。为政者行为端正，就是要为下面人做出好的表率，那么下面人谁敢不正呢？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就说，自己身体力行，带个好头，然后让老百姓辛勤地劳作。所以说，“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而民莫敢不服；上好信，而民莫敢不用情。”要是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都会前来投奔了。如果，反过来，上好钱，上好名，上好利，上好色，那您想一想，来投奔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您敢要吗？如果您要真敢要，我奉劝您一句，别后悔。同样的道理，“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故旧不遗，而民不偷。”
季康子经常请教孔子问题，他问过：“要使老百姓对当政的人尊敬、尽忠，而且努力干活，应该怎样去做呢？”孔子就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去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
你对你的父母孝顺，老百姓就会忠于你；你选用善良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老百姓就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所以关键其实是在于领导者自己。
季康子问孔子：“如果杀掉那些无道的人，去成全有道的人，这样行吗？”孔子就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的手段呢？您要是想行善，老百姓也会跟着您行善的。在位者的品德就好像风，在下面的人呢，就好像草，风吹到草上以后，草必然会跟着倒。”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社会的混乱和腐败都是从上层开始的，如果在上位者内心失去了仁德，行为没有了礼，自然就会带动社会风气的败坏。小到个人、家庭，大到企业、国家都是这样的。
哪一位领导者做到了率先垂范呢？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禹，他说：“禹，吾无间然矣。”意思是说，我对禹这个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为君者生活简朴是榜样，而当今不少人拼命地追求权力、地位和财富，而把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富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孔子这样是在对统治者发出警告。这句话就是说，“我对于禹真的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他的饮食简单，但是却尽力孝敬鬼神。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简朴，而祭祀的时候却穿的尽量华美。他自己住的宫殿特别低矮，但是他却致力于修水利。对于禹，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孔子还讲到了卫灵公的无道，但是卫灵公却没有败亡，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因为他身边有贤人啊，有仲叔圉接待宾客，有祝鮀管理宗庙和祭祀，还有王孙贾率领军队，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
以上几个例子，都说明了领导者自身的重要性。回顾一下，第一点说的是仁者肯定会推行仁政。第二点说的是仁者一定会起到表率的作用。接下来看第三点，人人感召，万众归心。仁德的人必然就是会用贤人，用能人，不会使嫉贤妒能的风气盛行，然后呢，就会吸引到四面八方有能力的人来投奔你。大家口口相传，这样你的团队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也就解决了，我在开头的时候说过“柳下惠不被重用”的问题。
看一句话，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鲁哀公就问：“怎样做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放到小人的上面，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服从了。如果反过来，老百姓就不服从了。”我们今天的公司和国家也一样，领导层要正直无私，然后提拔正直的人，才能够受到群众的拥护。
孔子还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选拔正直的人，就能够使不正直的人改邪归正。子夏对这句话做出了解释，他说：“舜有天下，在众人中选拔人才，就把高尧选拔出来了，不仁的人自然而然就被疏远了。汤有天下的时候，在众人当中选拔人才，就把伊尹选拔出来了，不仁的人自然也被疏远了。”所以既然当政者，可以选贤任能，除了可以使内部得到治理以外，还能够使得远方的人前来归附，达到“近者悦，远者来”的效果。这样像柳下惠这种正直的贤人，就会纷纷加入你的团队，是不是很期待您的柳下惠呢？怎么做就不用我再重复了吧？
最后来总结一下，以上说的是“修己”，然后再说了“仁心的发用”，即是推己及人，最后说的是领导者“修己以安人”。如果把《论语》当中“修己安人”和当代管理学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点，就是管理就是管自己。前面说了内因是根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个团队的治理，领导者身上其实有重大的责任。吉姆·柯林斯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基业常青》、《从优秀到卓越》等等，都影响力非常大，也很畅销。吉姆·柯林斯曾经采访过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他说，德鲁克对他的影响巨大。所以柯林斯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谈了谈他从德鲁克身上学到的十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重视自我管理。德鲁克说：“一个人能够管理好别人，并不代表他能够管理好自己。”柯林斯对此深表认同。如果你对自己没有高的标准和要求，并且以身作则的话，那不可能指望团队能够达到高的标准。因此如果想要提高团队的业绩，一定是要先要提升自己，还要加强自我管理。
第二个启示，知本知末，创造价值。前面我说了，《大学》当中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连根本都没有做到，就去寻求结果，这是不太可能的，就像种庄稼，拔苗助长一样，老想着速成，就什么都做不成。企业应该先问自己，“我能够为大家提供怎样的价值？”而不是先问，“我要怎样赚钱？”因为如果你为大家创造的价值越多，钱就不会成为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企业应该强调质量，强调社会责任，强调服务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只在绩效上面提要求。如果只注重绩效，而不重视根本，最后一定会出现弄虚作假、欺骗消费者的现象，这样企业也无法长期存在。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想着“我能赚多少？”而不是想“我能为别人做多少？”这也是没有搞清楚本和末。同样道理，为政者，应该提倡教化，心系百姓，关心民生，才是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想着“我能当多大的领导，我能让多少人服我。”还是刚才柯林斯的那篇文章，谈到从德鲁克身上学习到的十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于你创造的价值而非成功。柯林斯说，他在36岁的时候，曾经请教德鲁克，自己要不要从斯坦福大学离职创业？格鲁克的回答是：“看上去你很担心你自己能不能存活下来，但是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如何成功，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你应该问‘我如何创造价值？’”
第三个启示，注重实质，明察用人。孔子提出：“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作为领导者，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公司，还是治理小家，对人都应该学会明察，都应该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用人得当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内耗。德鲁克提到，对于组织要精益求精，因为一个一流员工创造的价值要远高于多个二流员工创造价值的总和。因此，总是去找那些一流的人，不要迁就。那么在这里，我认为一流的人应该是有良好品德的人，有良好品德的基础上再去看能力，否则没有品德，能力越强，他的破坏力就越大。
第四个启示，率先垂范，爱护员工。在企业当中，领导者一定不能够事必躬亲，最终做事情的人还是员工。领导者修己安人，为员工起到带头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曰：“先之，劳之。”以身作则就是为员工做出榜样，如果能够做到爱护员工，也会得到员工的拥护，形成良性的循环。同样，为政者爱戴官员还有百姓，也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戴。
以上是我自己学习《群书治要·论语》时粗浅的体会。今天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群书治要·论语》百分之八十的条目。我用“修己安人”的思路，来结合了当代的管理启示，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示。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逐条地精解，建议大家自己不妨去看一看《论语》的条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心得。对于其中的道理，我觉得明白了以后，我们不妨在生活当中加以实践，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小事。孔子对于“学”这个字的观点，跟我们今天人不太一样，我们今天人可能觉得学英语，学数学，学了知识，就是学了。但孔子说：“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孔子还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我们能够把道理落实下来，一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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