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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中国之治》上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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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中国之治》上集
2020-04-1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实现“善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之治”,我们看看从传统文化的经验、角度怎么样来实现“善治”呢?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之治”的境界和实现条件。既然中国之治显然它是和西方相对的,那么“中国之治”的境界是什么呢?简单地说,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它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早在《史记》上就记载着,历史上曾经出现三种不同层次的治理境界。

首先就是西门豹在治邺县的时候,他把法律设计得很严苛,只要老百姓犯罪就给以严惩,结果老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欺骗他;郑国的子产,他在治理郑国的时候,他把法律监督机制设立得很严密、很合理,结果老百姓想欺骗他也办不到,他达到的是“不能欺”的境界;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而且把“仁义、忠恕”的理念运用到管理之中,最后他达到的是“不忍欺”的境界,那就是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巫马期,他很想了解子贱治理单父到底有多好,于是他就趁着夜色跑到单父去微服私访,结果恰恰看到一个人在夜色下捕鱼,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他捕上了很多鱼,把这个鱼看了一看又放回去了。于是他就去问,他说:“为什么你捕上了很多鱼,看了一看又把它们放回到河里呢?”结果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们的长官子贱告诉我们:不要去捕杀那些还在生长中的小鱼,而我刚才所捕上来的,恰恰是那些还在生长的小鱼,所以我又把它们给放回去了。”

巫马期听了非常地感慨,他就回来向孔子禀告,他说:“子贱治理单父能够达到即使无人监管,在夜色下捕鱼没有人看到他,但是也像有严刑峻法就在身边,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孔子怎么回答的呢?孔子说:“子贱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人对身旁的人、事、物,有至诚恭敬之心、精诚之心,这个影响自自然然地就会影响到远方,我想他就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治理之中的。”也就是说,虽然子贱可能并不和老百姓每个人都认识,这个捕鱼的人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子贱的那种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的心,他相信他的每一个政策决定,都是为了老百姓的长远利益而着想,所以他所颁布的每一个制度老百姓都愿意去配合,这个就是信。

古人也说:民无信不立。孔老夫子说:“民无信不立。”必须要让百姓信任政府,如果他不信任你,你颁布的任何制度、条例、法律规章,他都认为和我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对我的利益有损害,那他就不愿意去配合了。当然子贱能够达到这种治理的境界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也就是“作之君”,要领导、率领百姓;“作之亲”,像父母爱儿女一样去关爱百姓,这还不够,还要“作之师”,也就是说你要给老百姓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让他“知恩报恩”,这三个都做到了,你才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境界。

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一种理想啊?实际上我们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在历史上,我们盛世的时候都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比如说唐太宗的时候,贞观盛世,在贞观六年的时候,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有三百九十个人,他让这三百九十个人回家去过年,第二年秋天再回来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怎么样呢?到第二年秋天的时候,这三百九十位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无一例外的、没有一个人逃跑,按时回来接受死刑的判决,最后太宗把他们全都赦免了,这就说明在贞观盛世的时候,即使是死刑犯也都能够讲诚信。

习总书记也提倡我们要学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先生提出两个最重要的理念,第一就是致良知,第二就是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良能,所以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的良知唤起。有一次王阳明先生外出,结果不幸被盗贼所绑架,这群盗贼知道他就是提出的人都有良知良能的王阳明先生的时候就问,他说:“你说人都有良心,那你看我们这群盗贼也有良知吗?”王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有。”盗贼说:“你光说有可不行啊,你得证明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才相信。”王先生说:“这好办,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可以证明你们也有良知。”于是,他就让这群盗贼把身上的衣服一层一层地脱下去,脱得还剩最后一条内裤的时候,他说:“继续脱。”结果这群盗贼怎么样啊?他说:“不行啊,这个不能再脱了。”所以王先生说:“你看,这‘知耻之心’就是你的良知啊!”换句话说,在明朝的时候,即使是沦为盗贼的人,都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脱得精光,他有羞耻之心,这是靠什么呀?这就是靠教育呀!

当然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因为伦理道理教育的缺失,特别是西方人没有这一套,还有很多人提倡裸奔、裸体游行,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就知道了。《孟子》上所说的一句话,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人们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也过上了好的生活,有好房子住,但是却没有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个时候人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我们看到了“不忍欺”是一个很好的境界,它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的呢?在《群书治要》中,有一本书叫《傅子》,它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你看我们看古人所写的东西,我们都特别地佩服,为什么呢?他用两句话就把实现善治的条件给我们说出来了,他说:“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善治的结果。”换句话说好的制度重不重要呢?当然非常重要,好的制度可以让人充分做好事,对吧?

但是他接着说了一句话:“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并不是说你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善治的结果,还需要什么呢?“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还必须有好的辅佐的人才,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这两者对善治都是缺一不可,所以完善的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必要、但是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对于实现善治而言,完善的制度是很必要的,但并不是说只要有了完善的制度就一定达到善治的结果,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有圣贤君子,也就是有德的人。

当然很多人听了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说:“那你看西方国家也没像我们中国这么重视道德教育啊?它也没有像我们搞这些党性教育等等,他们就靠制度建设、靠民主法治,不是把自己的国家治理的挺好吗?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实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说西方的制度它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会来教导的。他们并没有忽视道德教育,只不过教育的主体是教会而已。

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只要把他们的制度搬过来,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结果怎么样呢?出现了“异体移植”的弊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制度在西方国家运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国就变味、就走样,比如说:我们把民主选举引到中国选举村支书,但是这个村民没有一定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去选谁;谁和我关系好我就投谁的票,最后怎么样呢?出现了大量的贿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

这说明什么呢?越是实现民主,越要求公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否则这个民主会出现什么问题呀?就是暴民政治。这个就是没有道德教育的这种制度设计所产生的问题。所以美国有一位著名的伦理学家叫麦因泰尔,他写了一本书叫《追寻美德》,他说:“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西方人没有忽视道德教育,只不过是教会承担了这个责任,这就是西方制度的特点,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历史上这两手配合得很好,所以社会也是出现了安定的局面。但是近现代以来,有人宣称上帝死了,年轻人很多也不再相信宗教了,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制度安排,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外国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古今中外,都需要有好的制度,也需要有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这就是《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所说的,孙卿子也就是荀子,他说:“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说没有法律、礼法制度可以单独起作用的,有了人,也就是圣贤君子,这个法律制度、礼法政治才能够起作用;没有了圣贤君子,这个礼法制度就不能够起作用。“法者,治之端也”,这些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没有这个制度的话,或者制度不健全,人们遇到事就无法可依;但是“君子者,法之源也。”只有圣贤君子,也就是具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够制定出公平正义的制度,并且把公平正义的制度推行好。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两者都是不可或缺。

如果我们忽视了道德教育,只是重视制度建设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很多,我们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难以防患于未然。我们都知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个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仪的教化,都可以防患于未然;而这个法律的制裁,就是等它消极现象产生了,再给以事后的惩罚,但是它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弥补的了。就是等它消极现象产生了,再给以事后的惩罚,但是它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弥补的了。

第二就是会导致免而无耻。在《论语》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所采取的治理方法。设置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用这个来引导人们,只要他触犯了它,就给以刑罚的处罚,那么人能为畏惧处罚,免于去做坏事儿。但是他没有羞耻心,而且还会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还以此沾沾自喜,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我们知道社会的制度无论设计得多么严密合理,它总是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你是没有想到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正义的美德,他总是可以钻你法治的漏洞,所以怎么样呢?“免而无耻”的现象就难以避免。所以在西方国家,在当代社会,出现了很多的反社会行为。什么叫反社会行为呢?就是没有触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堕胎、邻里纠纷,青少年以强凌弱等现象。这些现象还没有达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些没有办法。

那么在《盐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它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可以给人判处刑罚的处决,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廉洁的节操;也能够把犯罪的人杀死,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那么《淮南子》上也说得更加具体,它说:“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给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墨子、曾子这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那些偷盗的人判处刑罚的处罚,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那我们看看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是因为他们畏惧法律的制裁吗?是因为教育所成就的。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制度建设而忽视了道德教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现在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于是有《食品安全法》;环境问题出现了,就有《环境保护法》;腐败问题严重了,就有《反腐败法》;酒后驾车的事情多了,就有酒后驾车的惩罚条例。现在恐怖现象出现了,又有专家呼吁说,设立《反恐怖法》,是不是法律越来越多呀?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并没有因为法律条文的出台而减少盗贼,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的心并没有改变。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律的严密和科技的进步来相比,比如说我们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了,现在高科技用来侦破案件非常地便利,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些高科技确实是越来越发达,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些高科技手段的应用,就减少了盗贼的发生呢?而且这些犯罪人员也用高科技,来想方设法地逃避你的这种监控。所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监狱以人满为患,政府以警察短缺为忧。你犯罪我就把你关进监狱,问题就解决了吗?现在二进宫、三进宫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不以进监狱为耻,反以为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所以《袁子正书》上说,它说:你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而仅仅以刀锯,就是以刑罚,禁止人外在的行为,就是你每一天在外面执行死刑、执行判决,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诸多问题出现,就像这个树的枝叶花果一样有很多,这些枝叶花果是结果,那么根本在哪里呢?中国人善于找到根本,这个根本就在于人心坏了,人们良心已经泯灭了。所以你只是设立严苛的法律,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这个法律一出台,奸诈的行为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的行为就生起,这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于事无补。为什么于事无补啊?因为人们的心并没有变。那么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就是在于人心的问题。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如何实现中国之治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人是怎么来治理国家的。我们给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就是“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礼记·学记》上的一句话。告诉我们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的老百姓,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教育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教育”这个词也用的很多,在西方也是很重视教育的。但是高等教育变成了高等知识和技能的传习所,做人的教育已经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看什么是“教”,在《礼记》上对“教”下了一个定义,它说:“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善良不断地增长,而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换句话说,做人的教育、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与核心。那怎么样才能把人教好呢?教育,它是有规律的,也是有次第的,这个教育的规律就是“首孝弟,次见闻。”这个是《三字经》上的话。首先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培养起一个人做人的品德,然后才去学习知识和见闻。否则的话,学得越多,孩子越傲慢,学得越多,越不把父母老师放在眼里。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她英语学得很好,她的母亲很高兴、很得意,带着她去见姥姥,见了面就开始夸。我们看这个“夸”字写得很有味道,上面是个“大”字下面是个“亏”字,告诉你就夸她吧、你就夸她吧,让她吃大亏了。为什么让她吃大亏了呢?后面你就知道。

她说:“你看我这个孩子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背了很多单词,不信你考考她。”她姥姥就问了,说:“那书本怎么说呀?”

“Book。”

“书桌怎么说呀?”

“Desk 。”

“伞怎么说呀?”

“Umbrella。”

问了很多都对答如流,确实学得不错。结果突然她又反问她的姥姥了,她说:“姥姥姥姥,这个鞋怎么说呢?”这个姥姥从来没有学过英语,当然就答不出来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当着很多人的面,怎么样讽刺她的姥姥呀?她说:“姥姥姥姥,你可真是个白痴呀。”那么现在孩子对父母长辈没有礼貌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不要认为她什么都是应该会的,你没有教过她,她怎么就会了呢?

那么古人把这个“育”字解释为什么呢?《说文解字》上说:“养子使作善也。”你仅仅把孩子养大那个不叫育、不叫教,那只叫“养”。他必须顺着善良的方面去成长,这个才叫育。说明什么呢?说明品德的教育特别的重要。而中国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他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共同来完成的。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始。早在周文王的母亲太任的时候就很重视胎教,周文王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做到了“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不好看的景色都不去看,淫词歌舞都不去观听,口里讲的话很温柔,连傲慢的言语都没有,更何况粗鲁骂人的话呢!正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所以她生出的孩子文王也是一位圣人。

那么这个孩子出生了,眼睛一睁开还不会说话,不意味着他没有在学习,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学习的榜样。但是现在很多父母不明白这一点了,一边抱着孩子喂奶,一边就生气、发火、骂人、说谎,这些都被孩子给看到了。所以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容易说谎呢?你看他的母亲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找她的丈夫出去应酬喝酒的,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出去应酬,结果对方就问,说:“你的丈夫在不在家呀?”她说:“他不在家,他去干什么干什么了。”其实她的丈夫就坐在茶几面前喝茶,结果这一幕恰恰被她的孩子看到了。这个孩子就会误以为做人是可以说谎的,说谎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便利的,所以他就会说谎。

所以,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始,是始于胎教,贯穿了一生,到终的时候“慎终追远”。在《论语》上说,如果我们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念亡故的先人,那么这个民风自然淳厚。所以中国人都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冬至的时候、清明的时候都要祭祀祖先,很多人说这祖先(是)几千年前的啦,我们都不认识他,祭祀他有什么意义呀?这是不是搞迷信呢?你看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祠堂给捣毁了,为什么呢?就是误以为这是迷信。实际上,古代的人家家户户都有祠堂,在春秋祭祀的时候把全家族的人召集在祠堂之中。干什么呀?宣讲祖先的德行,说你们家哪朝哪代,有哪一位有德行的人,他有哪些风范我们要继承。所以全家族的人都要向他学习,这个就是家风的承传。所以这种祭礼在古代的治国中是首重的,最重要的。

古人这个“礼”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理,我们的制度是礼治,是分为五种:“吉、凶、军、宾、嘉”。五种礼首重祭礼,就是祭祀之礼。我们想一想:一个人连他的祖宗都能够念念不忘,想着去定时祭祀,对眼前的父母哪里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他不可能一边去祭祀祖先,一边还打爹骂娘,这个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祭祀祖先培养了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所以我们现在强调要有一些仪式感,我们“知恩报恩”怎么培养起来的呢?都是通过春秋祭祀,这样的祭礼、这种制度培养起来的。那么这个是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开始,那么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延续。而学校教育的首要内容,就是“孝敬父母”,所以老师受到特别的尊重,“孝亲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个儿子跟着他的父亲去拜见老师的时候,有“拜师礼”。这个“拜师礼”是怎样举办的呢?首先,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面对着孔子像行最重礼,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三鞠躬礼,古代的时候是三跪九叩首的礼。这还不算,然后请老师上坐,老师坐下之后,孩子的父亲带着孩子,对老师行最重礼。

诸位朋友,现在你们也经常请家教,有没有家长对老师行这样的礼呀?那为什么要行这个礼呢?因为这个孩子心目中最尊敬的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看到自己的父亲对老师如此的敬重,对老师所讲的话,还敢不听从吗?老师教他怎么样?老师教他要“孝敬父母”,所以这个老师跟家长一配合,这个孩子很容易受教,因为在家里,家长教他尊敬老师;到老师那里,老师教他要孝敬父母。你看这个亲师配合,就把这个学生教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不懂得教育了,他的孩子到学校被老师一说,说得稍微重了一点,他就不满意,就去找校长,校长最后又去找老师,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孩子犯了错,老师不敢再指正他了,都是哄着他、顺着他。那么这个孩子有了错,没有人给他指正,他怎么会不一错再错呢?这个孩子怎么教,能教得好呢?所以,“孝亲尊师”是中华文化的大根大本。

很多人说这个“孝”还需要有人教吗?诸位朋友,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孝子的人,请举手,谁认为自己是孝子?还有两位、三位……还挺多的呢!那么我们看看中国古人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孝子。

首先要养父母之身,要赡养父母。但这仅仅是开始。孔老夫子说:“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赡养父母就尽到了孝道,但是对于狗啊、马呀,也能以它们的体力去奉养主人。如果仅仅是赡养而不尊敬的话,怎么能把人的孝和犬马的孝区别开来呢?”所以赡养父母,最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尊敬和感恩之心,所以要尊敬父母。

另一个弟子来问什么是“孝”?孔老夫子说:“色难。”也就是说,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最难能可贵的了。那么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就不能够对父母不耐烦、和父母顶撞,然后忤逆父母。现在的孩子是一言九“顶”,什么意思呀?父母说了一句话,孩子有九句在那儿等着呢!叫一言九“顶”,这个就不是“孝”了。

除了要尊敬父母,养父母之心,还要做到“父母唯其疾之忧”。也就是说,你的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完全没有必要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比如说你是学生,你功课很好,认真负责、不会很贪玩、再去上网吧打游戏,这个父母对你很放心;你走上工作岗位,认真负责、父母对你的工作很放心;然后你当了领导,廉洁奉公、父母不会战战兢兢,担心哪一天锒铛入狱了。你所有这些全都做到了,你才是一个“孝子”。只有你的生病是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你的父母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所以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孝子基本上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那么这还不算,还要养父母之志。也就是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你所作所为都是修身有成,而且都是能够行在道上,而且让后世的人一提到你,都会很赞叹,愿意向你学习,让你的父母感觉到有这样的儿子很光荣,这样的话才是孝的圆满。

除此之外,还要养父母之慧。也就是说,父母也有不是的时候、不对的时候,那么父母有不对的时候,你要委婉地多次劝谏,但是劝谏的口气一定是“怡吾色,柔吾声”,不能一味地顺从父母。

你看要“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养父母之慧。”这些全都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孝子。所以《弟子规》上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我们身体疾病,父母会担忧;我们德行上有问题,更何况“贪污受贿、锒铛入狱”,让父母蒙羞呢?所以,一个孝子一定不是贪官;一个孝子,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想到父母的感受,所以怎么会去,怎么样啊?自杀呀,这些都是不会出现的。所以中国人就抓住了这一个根本,这个是德行的根本。

那么,孟子他说:“人,无伦外之人。”没有在五种伦理关系之外的人,所以你把这五种伦理关系都处理好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那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我们看这个“父慈子孝”这个“慈”,上面是一个“兹”,下面是一个“心”。告诉我们,父母“念兹在兹”,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想着儿女,所以做儿女的怎么样呢?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怎么样做都是不够的。

那么“君臣有义”,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封建社会才有君臣关系,他就是指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那么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领导者对属下要有“仁爱之心”,这个“仁”,是一个“亻”加一个“二”字,告诉我们两个人相处之道,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就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所以作为领导者,不能够对属下呼来唤去的、不把他当人看,这样做就错了。那么做被领导者的,应该是一个“忠”字,这个“忠”,朱熹解释为“尽己之谓也”,就是你竭尽全力地把领导交给你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所以,领导者仁慈关爱教导属下;属下竭忠尽智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这就是“中国式的君臣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在企业中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在家里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在我们学校,校长和老师的关系;在公司、在我们这个单位,也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很多西方人,他不了解中国文化,他就说:“你看,中国人不懂人权,历史上都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为什么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呢?因为“没有必要”。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我们北京有一个软件企业,就是生产电脑软件的企业,很多员工、高管都是“海归派”,他们这个老板接触了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很好,想让他们都学习,结果他们都挺傲慢的,他说:“我们都是博士毕业,还让我们学习《弟子规》这小儿科。”都不屑一顾。于是这个老板就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把这个《弟子规》全都做到了,然后,再在这个企业里推广、学习。结果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在发年终奖的时候,有一个中层领导就来找这个老板,他说:“老板呀,你今年给我的年终奖实在是太多了,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啊!我们能不能把更多的钱,用来企业的进一步生产,用来弘扬传统文化呀?”你说他不满意,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啊?是不满意在“给我的工资、奖金太多了”。你说在这种企业中,我们还需要员工拿着“人权”去和老板讨价还价吗?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它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这个员工不仅不忍心欺骗他,而且还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来回馈企业。

就像我们在苏州,有一家企业叫“固锝”,我们很多人也都去参观过。他们一开始也是向西方学习,这个员工迟到,就怎么样啊?就罚款,也有上下班的这个打卡制度。只要你一迟到就给以重罚,这是西方的做法——“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因为怕罚款,所以大家为了避免罚款就不迟到了。但是他们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把这个“家文化”引入了企业,说:“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回家还需要打卡吗?”把这个上下班打卡的制度给废除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员工来的还更早了,他不是按照上班时间来上班,是早早地就来上班了。所以你看什么叫“不忍欺”呀?这个就叫“不忍欺”。这个在古代能够达到,在今天也能够达到,它不是一个理想。

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而怎么样成为经营之神的呢?很简单,他就是把“君仁臣忠”的理念用到管理之中,所以他成为经营之神。有一个企业,厂长没有来上班,结果恰恰不巧,在这个时候企业着火了,烧了大片的厂房,给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松下幸之助知道了,没有马上去追究责任、兴师问罪,而是去调查原因,这个厂长为什么没有来上班。结果一调查才发现,这个厂长的母亲得了重病,而且住进了医院,他是一个孝子,他就去照顾母亲了,不得以没有来上班,谁知道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火灾。知道这个原因之后,松下幸之助是怎么做的呢?

他马上就去买了礼物,亲自带着礼物来探望厂长的母亲,并且安慰厂长说:“你的母亲已经得了重病,而且已经都住了院,但是这一件事,我却没有关心到。那么这一件事,我也有责任,你现在就全心全力地把你的母亲照顾好,这件事等母亲出院之后再说,不必担心。”结果他的母亲康复了,这个厂长又回到了企业,松下幸之助知道这个厂长平时都是负责尽职,这一次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是因为对他恩德最大的母亲住了院,那么他去照顾母亲,也是天经地义的呀!所以怎么样呢?他只是给他调离了一个岗位,但是仍然是委以重任。

诸位朋友,我们想像一下,假设你的领导,是以这样一个关爱的心、信任的心、期望的心来对待你,你会以什么态度来回报领导者的信任呢?那我们正常的人,都是竭尽全力完成领导交给我们自己的任务,让领导放心。所以,“得人心者得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松下幸之助全都做到了,他得的是什么呀?他得的是“人心”。还需要监控他吗?不需要监控。这个就是“君仁臣忠”,这个就是中国式的制度。

下一伦“夫妇有别”。告诉我们,夫妻关系它也是一体的关系,只不过是职责上有分工。这个“别”,不是地位上的差别,而是职责上的差别。“男主外、女主内”,特别是在农业社会,这是适合男女的分工,那么这就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机会很多,就可以寻花问柳、见异思迁。而做妻子的呢?因为她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必须有良好的德行,这样才能够相夫教子、言传身教,把儿女教导好。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对女子的德行的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男的,德行不好,只是败一代儿女,自己不成器。但是一个女的,如果自己德行不好,会败人家三代人,所以怎么样啊?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女德”,不是对女子的歧视,而是对女子的重视。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伦理学家叫斯迈尔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品格的力量》,这本书也非常好。他说:“女人的品德,在任何一个民族那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哪一个民族,女子的德行高,这个民族的素质就好。”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人重视“女德”,那是中国文化的悠长所在。不是像现在我们所批判的,那是对女子的歧视。

那么“长幼有序”告诉我们,一家的兄弟姐妹的出生,是有一个次序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就应该给以尊重。那就是说,兄长要友爱、关心、帮助弟弟妹妹,弟弟妹妹对兄长要恭敬。所以,中国人把这个“友”写作“两只手互相搀扶”,换句话说,你的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做兄长的给以帮助、扶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要再讲什么条件了。正是因为兄长对弟弟妹妹有这样的态度,所以弟弟妹妹发自内心的恭敬、感谢兄长,所以他们也是一体的关系。像《弟子规》上有两句话,处理兄弟姐妹的关系就很好,说:“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兄弟姐妹如果更看重的是手足之情、骨肉之情,把那个财产看得淡一点,怨恨又怎么会产生呢?兄弟姐妹说话的时候,互相忍让一下、少说一句,“言语忍,忿自泯。”愤愤不平的心就泯灭了。你看就这么两句话你做到了,兄弟姐妹的关系就好处了。

最后一伦“朋友有信”。“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告诉我们和我们平等的人,一定要守住一个“信”字。“人言为信”,人所说的话一定要守信用。

所以这五种伦理关系谁能避免呢?你说要搞好人际关系,这五种最起码的人际关系搞不好,就称不上搞好人际关系了。

这是在古人的学校也要教导的“五伦五常”,“仁义礼智信”,还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一种说法,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我们把两种的“八德”说法重复的去掉,留下了十二个字,你说中国传统文化讲什么呀?就讲这十二个字。换一句话说,我们只要每一个人都具备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品质,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够解决呢?现在的孩子“小公主、小皇帝”,这样严重,自我为中心,没有感恩之心,你为他做了多少,他都没有什么感恩的心。只要你把孩子的“孝心”提起来,这些问题就不见了;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只要把企业家的诚信之心提起来,这些问题也就没有了;还有现在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很严重,你只要使领导干部具有了“廉耻之心”,这些问题也就不见了。其实就是一个“孝”字都做到了,这些问题全都不见了,所以中国自汉代以来,一直到清代,都是以“孝”治天下,但是很多人还批评这个“孝”,什么“愚忠愚孝”,其实这些在经典中都找不到。

还有就是“因果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说,《四书五经》中,都有这样的话:“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枝末。“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外在的财富、身份、地位、名声,是要靠你“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否则的话,你外在的名声很大、财富很多,但是德行不够深厚,就会出现“德不配位”,这个是“必有灾祸”。所以中国古人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啊?就是这件事,就是你的德行和你的位置、你的名声、你的财富和你的生活待遇不相匹配,这是必有灾祸的。

还有“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你看曾国藩先生能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就是军中的一文钱,他都不会挪作私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熟读《四书》,对《大学》上的这句话一定不会陌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财富是以不好的方式获得的,这叫“悖而入”,那怎么样呢?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这叫“悖而出”。那么聂云台先生是曾国藩的外孙,在民国的时候就出任上海商会的会长,他和晚清末年的那些权贵的后代子孙交往很多,耳闻目睹了这些后代子孙败落的情形,最后他把这些案例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了一本书《保富法》。告诉我们贪财容易,赚钱也不难,但是要保持富贵三代以上,就难上加难了,怎么样能够保持富贵呀?那就是你要“厚德载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那么《尚书》,也就是《书经》,“四书五经”之一,也有这样的话,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天灾人祸,我们通过人为的努力,还可以逃避,但是人自己作恶,不知道回头,这个灾祸、惩罚,不可逃避。那么《尚书》还有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像《孔子家语》也说:“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就是这个“存亡祸福”都是自作自受,如果自己作恶不肯回头,那会恶贯满盈、自取其祸。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内容。

再看社会教育。社会教育就是诗词、歌舞、戏剧、小说,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微视频等等。都要秉持孔老夫子的一个理念,那就是“思无邪”,不要引起人们邪曲不正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这些“礼乐”,都是引人向善的,都是道德教育的方式。比如说,在《礼记》上说:先王制礼作乐,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不是娱乐至上,让人笑一笑就好了,而是为了什么呢?教导人们养成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上来。

在《吕氏春秋》上也说,它说:“乱世的音乐有一些特点,什么特点呢?你演奏木质、革质的声音,就像打雷;演奏铜质、石质的声音,就像霹雳;演奏丝竹歌舞之声,就像大嚷大叫。以这样的声音,来惊骇人的心气、动荡人的耳目、摇荡人的性情是可以的,如果以此作为音乐来演奏,绝对不会给人带来快乐。所以这个音乐越奢侈放纵,人民越是抑郁,国家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也越是卑微,也就失去了音乐本来的性质了。”这就告诉我们,音乐它其实也是起到道德教化的作用。

所以,在我们前几年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公益论坛”,有一位老师,她专门唱一些“德音雅乐”。比如说孝亲感恩的歌,然后还有夫妻和睦的歌等等,这些都是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比如说我们看一首歌,题目叫《跪羊图》,这个《跪羊图》就是讲的“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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