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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韩诗外传》-第6集

刘余莉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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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韩诗外传》-第6集
2012-11-15

尊敬的诸位同学、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韩诗外传治要》,我们来看第十七段: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兄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弟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叟顽;兄贤不过舜,而象敖;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诗云:“自求伊佑”,此之谓也。——《群书治要·韩诗外传》

我们看一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魏文侯问狐卷子一个问题,这个魏文侯就是魏武侯的父亲,姬姓、魏氏,名斯,他也是战国时,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在公元前445年即位。魏文侯就问狐卷子了,他说:“父亲贤德,可以依靠吗?”这个“恃”就是依赖、倚仗的意思。狐卷子就回答说:“不足。”就是不足以依靠。魏文侯又问了:“子贤足恃乎?”儿子贤德,父亲可以依赖儿子吗?对曰:“不足。”不可以依赖。“兄贤足恃乎?”兄长贤德,弟弟可以倚仗兄长吗?对曰:“不足。”回答仍然是不可以。“弟贤足恃乎?”如果弟弟贤德的话,兄长可以倚仗弟弟吗?对曰:“不足。”还是不可以。最后魏文侯又问了:“臣贤足恃乎?”如果这个臣子贤能,那君主可以依赖这个臣子吗?结果狐卷子仍然回答说:“不足。”不可以。听到这样的回答,“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这个“勃然”就是因为生气或愤怒,心情紧张而变色的样子;“作色”就是脸上变了颜色,指神情变得严肃或者发怒。听到了这样的回答,魏文侯就变了脸色,然后非常生气地问:“为什么呢?”“对曰”,你看这个狐卷子,他的历史知识非常的丰富,见闻很广博,所以他就通过历史上的这些故事来回答他。

他说:“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做父亲的贤德的,没有人比得上尧帝了,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却放荡。这个丹朱是尧的儿子,名朱,封于丹渊,所以称为丹朱。这个丹朱行为放荡,想在陆地上行船,还喜欢淫欲,所以行为不端。所以尧帝就没有把这个位置传给他,而是传给了舜。父亲像尧这样贤德,但是他的儿子丹朱却行为放荡。

“子贤不过舜,而瞽叟顽。”做儿子的贤德的,没有比舜更贤德的了,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愚顽,这个瞽叟就是舜的父亲,“瞽”就是双目失明的意思,舜的父亲虽然有眼睛但是不能够辨别是非,所以当时人称他为“瞽”,又给他配了一个字,叫“叟”,这个叟也是失明的意思。这个叟原来是有目字边的(瞍),如果没有目字边,这个“叟”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意思。做儿子的即使如舜那样贤德,但是他的父亲瞽叟却愚顽。

"兄贤不过舜,而象敖。”做兄长的贤德的也比不上舜那么贤德了,但是他的弟弟,就是他继母生的这个弟弟象,却傲慢狂妄。瞽叟还有舜的继母,还有弟弟象,三番五次地要置舜于死地,舜都很智慧地逃避了,当他逃难回到家的时候,看到这个象正在那儿想怎么样分配他的财产,但是他对这个父亲、对弟弟、对继母,仍然是一如既往非常地孝顺。

后面又说了“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做弟弟的贤德的,比不上周公了,但是他的哥哥管叔却被诛杀。我们都知道周公制礼作乐,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成王很小的时候,周公就辅佐成王制礼作乐,所以也创下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批林、批孔、批周公。当然这个周公是有所指,用这个周公,实际上是指代周总理,这也是四人帮别有用心,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对周公的印象不是很好,实际上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周公非常得贤德,他为了招引贤才,曾经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是他本来在洗头发,古代的人头发很长,正在洗头发的过程中,突然有贤德之士,来给他提意见了,他也顾不上把头发洗完,也不能让贤士在外面等,他对贤士的态度非常地恭敬,所以把头发挽一下,赶紧就出去接待贤士。结果在他洗头发的过程中,要多次停下来,这样出去接待贤士。说明他日理万机,对贤士非常地尊重。吃一顿饭的工夫,要“三吐哺”。古代的肉干非常得硬,在吃饭的过程中正在嚼着,突然有贤士来提意见了,他也不能说:“你等我吃完饭,我再来接待你。”他马上就把饭吐在旁边,然后就出去接待贤士。吃一顿饭的工夫,也是要多次停下来。这都显示了周公为民为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虽然他这样贤德,但是他的哥哥管叔,他在被封于管的时候却叛乱,结果遭到了诛杀。

“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做臣子的贤德的,比不上商汤和周武了,但是他们的君主夏桀王、商纣王,却被讨伐。

 后面这两句话是这段话的重点:“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如果你把希望总是寄托在别人身上,那就很难达到目的,总是依赖别人,这样也不会长久。

“君欲治,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如果君主你想达到天下大治,把国家治理好,应该从自身来做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够总是寄希望于别人,去倚仗他人。

“人何可恃乎?”怎么能够总是倚仗他人呢?“诗云:‘自求伊佑’。”这个“佑”字,在《诗经》里,《诗经·鲁颂·泮水》上,写作“祜”,这个“祜”的意思就是福,大福的意思。这个“伊”没有实际的意义,是语气助词,也就说要自己求得那个福分。“此之谓也。”说的就是这一个意思啊。

我们学了这一段话,就是告诉我们,自己的父母、兄弟,乃至我们现在说的老师等等,这都是我们能够成功、成就的缘分、条件。我们可以以此类推,说:“师贤足恃乎?”说你做老师的很贤德、贤能,就足以依赖了吗?同样的回答,也是:“不足。”不可以依赖。为什么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一个老师,他很有能力,也很有德行,但是他的弟子贤愚都不一样。像孔老夫子有三千弟子,出色的有七十二个人,他们的贤愚都是不一样的,和他们的天资有区别之外,还是也和他们个人的努力有关系。

所以同样是在一个教室听课,听的是同一个老师的同样的内容,但是每一个人所得的收获,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因为“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就没有利益。”

所以我们经常讲,在历史上有一个典故。说这个莲池大师,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地好学,很喜欢去参访善知识。他听说遍融禅师很有智慧,结果怎么样呢?他就三步一叩首,去求见遍融禅师,结果见了这个禅师之后,他就问:“怎么样学佛,才能够有进步,才能够有效果、得利益。”这个遍融禅师就回答了一句,他说:“千万不要被名闻利养所蒙蔽。”就是要把名闻利养给放下。这一句话,法师也经常讲,别的人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就是要把名闻利养给放下。但是因为莲池大师,他的心地非常得真诚,他是三步一叩首,走到了遍融禅师那里去请教,所以这一句话对他来说,印象特别地深刻,他就依教奉行,终身都是以这一句话严格要求自己,衡量自己的行为,结果他一生的成就,就是得益于这一句话。当名闻利养现前的时候,他都能够记住遍融禅师的提醒,没有让这个东西迷惑自己,最后终于成为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师父是同样的师父,老师讲的课程也都是一样的,每一天讲的内容,都是面对大众,并没有对某一个学生特别地指教,但是这些学生的成就却非常的不同。这个就是在于我们听的学生的诚敬心是不一样的。有没有真正地把老师讲的内容,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中国古人常用因、缘、果,来解释这个事情的发展和结果,我们从这里就知道,为什么兄弟、父母,乃至于老师,都不足以倚仗,因为任何事情要有结果,都是要有因、有缘,才有果。这个因,就像这个种子一样;这个缘,就是条件,就像空气、温度、水等等。有因有缘,才会有结果的产生。老师、父母、兄弟贤德,这都是缘,也就是说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条件,就像提供了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水、适宜的空气一样,没有这些条件,有了种子,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所以缘很重要。但是并不是说,你有了好的父母、兄弟、老师,你自己不努力,你就会有好的结果产生。就像我们给了你充分的阳光、充分的雨露、充分的空气,但是你自己没有种子,再怎么在缘上、条件上去努力,都不会有结果产生。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他说兄弟、父母,乃至于臣子,都不足以依赖。这个并不是说他不重要,他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完全依赖,自己不努力,那个就很难成就了。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都是尊贤、重视贤才,贤才对于国家的安定特别得重要,但是如果领导者自己不修身,即使有了贤才,贤才来到他的身边,他们也会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作所为和贤才所教导的不相符合。久而久之,这个属下、臣子看到了,也会对这个贤德之士的话就听不进去了。所以关键的关键,还是要反求诸己。也就是我们《了凡四训》上所说的“命自我作,福自己求。”就是《诗经》上的这句话“自求伊祜”。自己求得多福,自求多福。

《了凡四训》上也是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神明来主宰我们的命运。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讲宿命论,说人的命都是定下来的,是由神明来主宰的,不可改变的。恰恰相反,中国古人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虽然人出生下来这个命是有的,但是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你做了一件好事,命就加了一点;做了一件恶事、起了一个恶的念头,命就减了一点;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是大善事、大好事,能够利益很多的人,这个命就乘了,翻倍地增长,福报就翻倍地增加;如果你做的这个事是大恶事,影响了很多人,你这个命也就除了,命本来很好,也变得很糟糕。这也就是《易经》上所说的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家庭的命运是如此,个人的命运是如此,一个国家的命运也依然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要看他的祖宗积德是不是积得厚。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选择哪些地方来生活。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要积极地断恶修善,甚至连一个恶的念头都不敢起,这样的话才能够逐渐地改造自己的命运。像袁了凡先生那样,本来命里没有儿子,后来也生了儿子;本来命中没有进士,最后也考中了进士;本来他的命运寿命只有五十多岁,但是经过积功累德、改过修善,最后七十多岁的时候,还写了家训,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这一段话,我们就学到这里。

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于御曰:“此何马?”御曰:“故公家畜也,疲而不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群书治要·韩诗外传》

“昔者”就是从前,“田子方出”,这个田子方是姓田,名无择,字子方,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也是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魏文侯慕名聘他为师,对他非常地礼敬。

在《新序》上,还有《说苑》上都有一些关于田子方的典故。魏文侯对田子方非常地礼敬,结果他的弟弟公季成看了之后,就对魏文侯说:“田子方固然是贤能之士,但他并不是有封地的诸侯国君呀。而您总是和他平起平坐,假如有比田子方更加贤能的人出现,你又如何对他呢?”这个魏文侯怎么回答的呢?魏文侯说:“像田子方这样的人,不是你所能议论的。为什么呢?因为田子方是一个有仁德的人,而仁人是国家的珍宝。”你看这个魏文侯他确实是很明智,知道任用贤德的人,并且把贤德的人视为是国家的珍宝。“智士是国家的人才,诸事都通晓的人是国家应该受到尊崇的人。国家有了仁人,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一个国家重用有仁德心的人,那么群臣之间,就不会明争暗斗。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仁人在,他们去争斗都不好意思了。国家有了智士,就没有四邻诸侯侵扰的担忧,因为这个有智慧的人可以出谋划策,别的诸侯国也不敢轻举妄动;国家有了博通诸事的人,国君就会受到尊崇,因此这个事不是你所能议论的呀!”结果他的弟弟公季成听了之后,就自觉地离开了都城。这个说明田子方是个有仁德心的人,而魏文侯也很难得,对他礼敬有加,而且不听谗言。

还有一个故事在《说苑》上,说的是魏文侯从中山国正急速地奔赴安邑,结果田子方就落在了队伍之后,太子击,这个太子击就是后来的魏武侯,太子击遇到了田子方就赶快地下车,快步前行。田子方坐在车上,动也没动,而且告诉太子说:“请替我向国君请求,在朝歌等我。”太子一看就不高兴了,便对田子方说:“我不明白,是贫穷的人待人骄傲呢?还是富贵的人待人骄傲呢?”田子方就说:“当然是贫穷的人待人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敢骄傲于人呢?做君主的人如果待人骄慢,就会亡国;做大夫的人对人骄慢,就会丢失他的采邑。贫穷的人如果不高兴、不愿意,穿上鞋子就离开,去哪里会得不到贫穷呢?”

太子击就赶上了魏文侯,把刚才田子方所说的一段话,告诉了魏文侯。文侯听了之后就叹息地说:“要不是你的缘故,我怎么能够听到贤人的这一番话呢?我用待仁者的态度来礼敬子方,所以才能够和他交朋友。自从我结交上子方之后,君臣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亲密,百姓更加归附于我,我因此才明白了与贤士交友的成效。在我要征伐中山国的时候,我以对待武士的态度恭敬地对待乐羊,结果三年他就把中山国攻下来献给了我,我因此获得了与武将交友的成效。我现在之所以不能够稍有进步,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见到凭智慧骄慢于我的人,假若我得到凭智慧骄慢于我的人,那我怎么会赶不上古人呢?”

从这一段故事中告诉我们,田子方确实是一个仁人,为什么呢?在《论语》上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的人总是重视于外表的修饰,这样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讨人喜欢,说的话就看别人高不高兴,总是顺着这个领导者的意思去说,就很难有仁德之心了。而田子方他说话非常得直率,告诉这个太子击说:“富贵的人不可以待人骄慢。”这既教育了太子击,也让他转告魏文侯,能够待这些贤士非常地恭敬,所以田子方他的仁德之心,也是表现在不会巧言令色上。魏文侯也很难得,他听到了这样的话,他马上就教育太子,说:“这个是贤人的话。”而且还给他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让他也学会尊敬那些贤士,这个是田子方。

这里边的典故是说,田子方外出,“见老马于道”就看到一个老马在道路上。“喟然有志焉”,喟然就是长叹了一口气,长叹了一口气,非常有感触地“以问于御曰”就是充满感触地叹了一口气,问车夫说:“此何马?”这是什么马呀?御曰:“故公家畜也。”这个车夫就说:“这是过去公家所使用的、所养的马。”“疲而不为用,故出放之。”现在已经疲老不堪了,不能够再为国家效力,所以就把它卖到了民间。“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田子方听了这样的回答就说:“在年轻的时候,这个马有力量,就用尽了它的力气,到了年老的时候,就把它抛弃,仁慈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说完之后“束帛而赎之”,束帛,古人捆为一束的五匹帛,称为束帛。通常用作聘问、馈赠的礼物。也就是说田子方用了五匹布,把这个老马赎了回来。“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穷士,就是贫穷的人、贫穷之士。贫穷之士听到了这件事以后,就知道谁是他们可以归附的人了。谁是呢?就是像田子方这样有仁爱之心的人。从这一段话中,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观人要观其心,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有仁德之心,不是仅仅看他做的事。从这个事上,可以洞察这个人的存心。

在《韩子》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两个对比。《韩子》上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乐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魏国的这一个将领,他受命去攻打中山国,而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正好在中山国。结果中山国的国君就把他的儿子给抓住了,把他给烹杀了,而把他的儿子煮成了肉浆送给了他。结果乐羊怎么样了呢?乐羊当着魏文侯的面,就把这一杯的肉浆都饮尽了,就吃完了。结果魏国的君主魏文侯看了之后,就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原因,竟然吃了他儿子的肉。”意思是说,他对我多忠心呀。但是堵师赞却说:“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那还有谁不能吃呢?”乐羊在结束了对中山国的战争之后,魏文侯奖赏了他的功劳,但是却怀疑他的用心。

另一个故事,与此相对的,就是孟孙他在打猎的时候,打到了一个鹿崽,一个小鹿,他就让秦西巴把这个小鹿带回家去。这个时候小鹿的母亲,母鹿看到之后,就在后面追着赶着地哀叫,结果秦西巴心有不忍,就把这一个小鹿给放了,让它随着母鹿而去。结果孟孙知道之后就非常地生气,他把自己猎得的猎物给放走了,结果他一气之下就把秦西巴给赶走了。过了三个月之后,孟孙要找一个人,给他的儿子做师父,教导他的儿子。结果他又怎么样呢?又想到了秦西巴,就把秦西巴招回来,做他儿子的师父。孟孙的车夫看了就问:“过去您怪罪他,现在却又把他招回来教导您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孟孙回答说:“对一只小鹿他都不忍心伤害,他又怎么会忍心伤害我的儿子,对我的儿子不好呢?”后面他得了一个结论说“巧诈不如拙诚”。也就是机巧的诈伪不如拙笨诚实。乐羊因为打败中山国有功,但是却被魏文侯怀疑他的存心;秦西巴因为私放小鹿有罪,但是却更受到孟孙的信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古人很有智慧,他看这个事情,他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是从这个事上看他的存心。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强调孝呢?为什么讲百善孝为先呢?就是因为一个人,人生在世,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无过于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照顾我们无私无求,不求回报,要什么就尽心尽力地满足什么。这个家里东西不够吃的时候,自己宁愿挨饿,也不愿意让儿女挨饿;自己宁愿受冻,也不愿意让儿女受冻。这样无私无求地付出,这么大的恩德,我们都不能够记在心上,想着去报答的话,请问还有谁的恩德,值得我们念念不忘,想着去报答呢?

所以在这个世间,几乎没有人的恩德超过父母的恩德。但是我们对父母都很冷漠,都不去关爱、不去赡养、不去照顾,没有孝心,这一个人就没有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没有恩义、道义、情义的处事原则,他不会什么原则都没有,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利害、以功利为原则进行取舍。这件事对我有利、有好处,这个人对我有帮助,我就会对他全力以赴。当这件事或者这个人,由利变成害的时候,那对不起,我就要做出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句话经常被人批判,那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个孝子他不会忘恩负义,他对父母知恩报恩、饮水思源,这种处事待人的态度就会延及到对一切人的处事待人之中。所以我们择偶、择友,选择下属、选择领导干部,都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孝子,如果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够赡养、不能够照顾、不能够同情,一旦当了领导,他对百姓,又怎么可能生起同情之心呢?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很多的领导对于人民群众没有感情,为什么没有感情呢?因为现在人的良心、良知,都被财色名利给盖覆住了,他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同情、都不能够赡养,对百姓处于悲苦的境界,又怎么能够生起同情之心呢?所以很多的地方都把能否孝敬父母,作为选拔干部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一,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古代的人仁爱之心,确实是延及到动物身上,延及到畜牲身上。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古人这个教育也是体现在生活之中。像中国在历史上第一个寺院,官方的寺院,叫白马寺。为什么取名叫白马呢?因为当时的交通不是很便捷,这个经书、僧人,都是万里迢迢,由白马驮过来的,对于白马的功德不能够忘记,所以要取名白马寺来对它表示感恩、表示纪念。想一想,一个人对畜牲有功尚能够知道报答,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把教育落实在生活之中。所以我们中国古人的这个仁爱之心,确实是做到了《孟子》上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对万事万物都有仁爱之心。

在《太上感应篇》中也说:“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对于昆虫草木都不忍心去伤害,怎么忍心去伤害人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仁爱之心,使我们中国古人,他对待小动物的时候,没有把它视为害虫。像我们现在说的害虫害虫,都是从我的利益出发,才给它们命名的。为什么叫害虫呢?因为它伤害了我的利益。所以当人有我的时候,不仅和他人对立,也和小动物对立,也和万事万物对立。所以西方人的观念是杀毒,中国的中医的观念是解毒。而我们把这种仁爱之心,在延及到昆虫草木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方法,能够怎么样呢?能够不使用杀虫剂,就能够把我们所谓的害虫问题解决好。

我们这一次去斯里兰卡去参观,我们发现斯里兰卡全国没有使用化肥,没有使用农药,也没有使用杀虫剂。我们就好奇了,我们问他:“你们是靠什么来种庄稼的呢?”他说:“我们靠的是佛法。”怎么靠佛法呢?他说:“我们如果不照顾这些小鸟、小虫子,我们的祖先都会对我们不满意,说我们对它们没有同情心、没有仁爱心。所以我们在种地的时候,特意开辟一块园子,专门用来照顾这些小虫子、小鸟,就是请它们到这里来觅食,而不要去吃那些给人种的蔬菜、农作物。结果他们这样一种方式,运用在农业生产之中,现在在化肥、杀虫剂普遍使用的世界上,都因为这个杀虫剂、农药的过分使用,而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但是斯里兰卡却仍然是一片净土。

所以我们去参观了之后,我们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我们更应该向西方、向美国等等发达国家学习呢?还是更应该向斯里兰卡这样,有着浓厚的、传统的,还有有着浓厚的仁爱之心的国家来学习呢?

在西方,我们都知道,说它文明国家,其实只是物质文明、物质发达而已。物质文明它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人的欲望。相对于物质需求而言,实际上精神上的需求,灵性的提升,这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提升物质文明,向西方的这些发达国家学习,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精神文明,向斯里兰卡这样有良好的传统文化,而且这个传统文化没有断层的国家来学习。

在这个访问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他们的很多做法、很多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说他们对父母的尊重、对长辈的尊敬,孝的观念很重。这个孩子要去上学,如果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就要早起半个小时,干什么呢?在上学之前,先跪拜他的祖父、祖母,再跪拜他的父母、长辈、兄长等等,把这些长辈都一一打招呼之后,他才出去上学。对老师也很尊重,这个学生别人可以不看,但是老师必须经常去看。如果这个老师在外面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这个学生对他照顾得很周到,也会给他提供很多的便利。

而且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经济不是像西方那么发达,但是它从小学到大学,全都是免费的义务教育。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此地重视教育,和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有相同之处。中国古人就是特别地重视教育,像这个礼、户、吏、兵、刑、工,这个礼部是排在第一的,礼部是负责什么的呢?礼部就是负责教育的。如果宰相有事,礼部尚书就可以代理宰相来处理政事。所以所有其他的部门,都是围绕着教育来进行的,要把人给教好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我们从这个斯里兰卡的访问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使他们享受了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很好的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关系,而没有出现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现代文明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这一种智慧,是几千年的经验沉淀下来的,是大浪淘沙的结果,确实值得人尊重。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一段。

魏文侯问李克曰:“人有恶乎?”对曰:“有。夫贵者则贱者恶之,富者则贫者恶之,智者则愚者恶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勿恶,可乎?”对曰:“可。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乏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者不恶也。”文侯曰:“善!”——《群书治要·韩诗外传》

魏文侯向李克来请教,这个李克,又作李悝。他曾在魏国实行变法,也做了魏文侯的卿相,他也曾经授业于子夏的弟子曾申的门下,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魏文侯向李克问了一个问题“人有恶乎?”说人有厌恶的事情吗?对曰:“有”。人确实有厌恶的事。“夫贵者则贱者恶之,富者则贫者恶之,智者则愚者恶之。”这地位高贵的人,通常被地位低贱的人所厌恶;富裕的人经常被贫穷的人所厌恶;有智慧的人经常被愚钝的人所厌恶。

听了他的话,文侯又问:“行此三者,使人勿恶,可乎?”这个问题很好,说:“如果成为这三种人,但是又让别人不厌恶,能够做到吗?”对曰:“可。”李克就回答说:“可以。”那怎么做到呢?“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我听说如果地位高贵的人,他能够谦恭礼敬地对待地位低贱的人,众人就不会厌恶他了,也就是《孝经》上说的:“居上不骄,高而不危。”就是你虽然身居高位、高高在上,但是你不骄慢,这样的话即使身处高位,也不会有被颠覆的危险。

 中国古人这个礼,制定得特别地有味道,为什么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礼不下庶人。”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呢?那是因为这个礼,它就不是对一般老百姓的要求。因为一般老百姓都忙于生产生活,他很忙碌,所以在礼上就不要给他们过多的约束,对他们的要求就不是特别得严格。这个礼主要是对谁的要求呢?就是对那些有权有势、有财富的人他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社会,这个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会坐着宝马、奔驰、奥迪这样的豪华轿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财富。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宝马奔驰,有钱有势的人就坐着高头大马拉的马车,礼就规定,说你坐着高头大马拉的马车,要进入一个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时,就要把你的马车车速放缓,不能够横冲直撞,看到过往的行人,还要给他们主动让路。这个礼显然是对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要求的,因为一般人他没有钱买那个高头大马拉的马车。我们想一想,一个人他看到步行的人、担着担子的人,他马上就把车速放缓,主动给他们让路,大家看了这样的礼敬行为,会怎么样呢?就会对这一个人生起好感,你看人家虽然有那么高贵的地位,但是还给我让路,一点都不骄慢。

我们在中国基本上好像看不到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骑自行车的人、走路的行人,给那个汽车让路。结果我们到英国去学习的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遇到了车子过来,他会主动地停下来给你让路、让你先行。所以我们一开始觉得很不习惯,我们就对这样的司机感觉到特别地尊敬,特别地产生好感。所以中国古礼其实早都有这样的规定了,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把它保留下来,结果是那个有钱有势的人,坐着宝马奔驰,不仅不会给那些骑自行车的人、过往的行人让路,反而会把自己的喇叭按得啪啪响,特别得刺耳。意思是说:你没看我开的是宝马奔驰,我有钱吗,还不赶紧给我让路。不仅是对骑自行车的人、过往的行人是这样的态度,对于那些开的车不如他的人,他也是这样傲慢无礼,所以这样的人被称为暴发户。所以什么是暴发户和贵族的区别呢?这个区别很简单,就是:有权有势而懂礼的人被称为贵族;而有钱有势不懂礼的人就被称为暴发户。当然,没有哪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喜欢自己被称为暴发户的。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人,确实挣了很多钱,但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读几天的书,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宴会的时候,还要背上几个古文,引经据典,生怕别人说自己没文化、没读过书。这说明没有哪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喜欢别人叫他暴发户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把这个礼给做出来,遇到骑自行车的人、过往的行人、担着担子的人,你要主动给他们让路。这样的行为一做出来了,人家才尊你为贵族。而我们一旦把这一个礼节做出来,我们主动给那些过往的行人、担着担子的人让路,也就培养了一个人的同情心、谦恭有礼的态度。他说:“你看这大热的天,这么冷的天,我坐在宝马奔驰里很舒服,要冷气有冷气、要热气有热气,但是人家却背着担子,在太阳底下或者寒风中艰苦地前行,那我给人家让路还不是应该的吗!”所以这个礼一做出来,这个人的同情之心、谦恭有礼的态度也就培养出来了。这个就是古礼的好处,它能让那些有钱有位的人不骄慢。

“富能分贫,则穷乏士弗恶也。”自己很有钱很富裕,但是没有把这个钱用来骄奢淫逸、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是把这个财富分发给、布施给那些贫穷的人。“穷乏之士”就是穷困匮乏的人,他们就不厌恶这个有钱人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说有仇富心里,为什么有仇富心理呢?那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很多人的财富来历不明,有很多人的财富是不义之财;第二,自己赚了钱之后,自己享受得很好,但是怎么样呢?没有拿着这个钱去帮助那些贫穷的、需要的人。我们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导游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师就向导游问:“你们国家违法乱纪的人、诉讼的官司、法律案件多不多呀?纠纷产生了会怎么样呢?”他说:“我们这个诉讼案件很少,我们产生了问题之后,就到寺院,去找法师。”怎么找法师的呢?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偷了另一个人一个椰子,结果他们俩就产生了矛盾,到了法师那里,法师就问,他说:“你们俩个有什么矛盾啊?”

他说:“他偷了我东西。”“你偷了吗?”他说:“我偷了。”“为什么要偷啊?”“因为我没有。”“偷的是什么?”“偷了一个椰子。”那法师听了之后就问这个人了,他说:“你有多少椰子呀?”他说:“我有好几亩地,全都是种的椰子,有很多。”他说:“那为什么还需要让他偷?为什么不给他?从此以后你每年给他一百个椰子。”这个案件就这么处理了。

所以你看他们的这种处理案件的方法和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方法不一样。西方人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现在也学习西方,觉得这理所当然。但是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天下为公”的理念。你既然这么样的富有,有这么多的椰子,他连一个椰子都没有,他又吃不饱、喝不好,为什么不能够给他呢?还需要人家去偷,说明你没有仁慈之心。所以法师这样来断案也是很有合理之处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故事中,也是启发我们,有钱人如果受人尊重,不受人厌恶,那就要拿着自己的钱财,去帮助、救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一般做生意的人都很喜欢供奉财神,我们大陆的人供奉财神,很多人都供奉范蠡,但是不知道供奉财神的意义何在。很多人以为到财神面前烧一炷香、放上一些钱,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这就是把这个行为变成了迷信。中国古人供奉神明他都不是迷信,他都起到教育的意义。为什么要供奉财神呢?因为这个范蠡他曾经是越王勾践手下一名谋士,他曾经协助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收复了失地。但是在庆功的时候,他发现越王勾践可以同患难,但是不可以共富贵,所以他就带着西施逃离了越国,来到了当时的齐国之地。到了齐国之后,他就开始做生意,结果很快赚了一笔钱,赚到了这笔钱之后,他没有用它过上奢华的生活,反而全把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亲朋好友、需要帮助的人。结果他又开始做生意,别人知道是范蠡在做生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因为都受过他的照顾,都愿意来帮助他。结果他又赚了一笔钱,他还是和上次一样,又把所有的钱都散了出去,又开始从小本生意做起。结果没想到又赚了一笔钱,如此往返做了三次。所以在历史上有“三聚财,三散财”之称,大家认为范蠡最会做生意,所以供财神都供奉范蠡。供奉范蠡的用意并不是希望他保佑自己升官发财、赚更多的钱,只要给他供上一些香、供上一些钱,就能够赚来更多的钱。这样想就是把神明当成贪官去贿赂了,怎么能够得到保佑呢?供奉范蠡的目的就是从他身上学到赚钱的方法。怎么样才能赚钱呢?你要懂得拿钱去布施,救济别人。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千金散去还复来。”你左手拿了很多钱去帮助别人了,结果右手就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

我们古人也说,这个财布施得财富。这个财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多人都喜欢赚钱,从因缘果的角度来分析:财富是结果。它的因、它的种子,就是财布施。那缘就是你的努力、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如果你有这个种子的话,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都会有财富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同在大学教书、同当老师,但是他们的财富收入是不同的。有的人这个收入很丰厚,又有课题,又出去讲课,收入滚滚而来。但是有的人就非常得清苦,只是靠自己的这个工资维持生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的因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看到像很多的商学院的教授,讲如何去做股票、如何去办公司、如何去赚钱,如果他讲的这个理论是普遍适用的话,那应该他是最有钱的人才是正常的呀!但是问题是,他只是一个穷教授,他却也没有赚到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因,没有财布施的因,所以怎么样呢?只能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计。而很多人他没有读过几天书,大字都不识一筐,他做什么生意都赚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很愿意拿这个钱财去帮助别人,慷慨布施。这个道理明白了,越是富有的人越要有智慧,不要拿着自己的钱去骄奢淫逸,而是拿着这个钱去帮助别人。

下面一句,“智而教愚,则童蒙者不恶也。”有智慧的人能够教导愚钝的人,“童蒙”这个“童”就是幼童的意思,“蒙”是暗昧的意思。因为幼童对于事理都是暗昧无知,所以叫“童蒙”,在这里是泛指不明事理的人。如果有智慧的人能够主动去教导愚钝的人,这些不明理的人、愚钝的人,就不会厌恶他了。

古人还有一句话说:“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什么叫法布施呢?就是自己会的方法、智慧,你主动地去教导别人,让别人也会、也明白,这个就叫法布施。他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聪明、智慧。比如说这个数学题别人不会,来请教我,我给他讲了一遍,结果在讲的过程中,自己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还可能找到了一个更加简洁的、迅速的解题方法。如果你明明就会,但是你吝惜、不告诉他,这个结果就是愚钝。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就欢喜给别人讲这些道理,而你越给别人讲,确实是自己越聪明,自己对这些事理也越通达。这个就是李克回答的几个问题。

文侯听了之后说什么呢?文侯曰:“善!”魏文侯说:“你说得太好了。”为什么太好了呢?因为他学到了怎么样做能够不让人厌恶的方法。这个是这一段。

下一段:“人主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曰:痿、蹶、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痹、风,此之谓也。贤医治之若何?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使仓廪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无使下情不上通,则膈不作;上振恤下,则盲不作;法令奉用,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人伏匿,则痹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害,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群书治要·韩诗外传》

 这一段话给我们讲的是,当君主的通常会犯的十二个毛病,这个是用病来比喻政事上的弊端。

“人主之疾十有二发。”这个“人主”就是君主,他的疾病有十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没有贤能的医生,不能够把这些病给治好。“何谓十二发?”这十二发是什么呢?“曰:痿。”“痿”就是指身体的某部分萎缩,或者失去机能的病。“蹶”,“蹶”,就是指气上逆而生的病,轻者四肢寒冷,重则不醒人事。“逆”,就是气不顺的病。“胀”,腹部鼓胀的病。“满”,这个“满”通“懑”,就是满字下面有一个心字,意思是烦闷的意思。“支”,这个“支”通四肢的“肢”,就是四肢所生的病。“膈”,这个膈,就是膈膜上所生的病。“盲”,这个盲,怀疑是肓,就是我们所说的膏肓。这个肓字,膏肓所患的病。中国古代的医学,以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膈膜之间为肓。在古代医学认为,这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肓就是膏肓上所得的病。“烦”,就是心中不安宁的病。“喘”,就是哮喘病,患者呼吸迫促,这个就是哮喘病。“痹”,这个“痹”就是风湿病,在《素问·痹论》上有一句话,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这个痹就是风湿病。“风”,就是风病,像我们说的中风、痛风等等。这些都是十二种病症,说“何谓十二发”,指的就是这十二种。

“贤医治之若何?”贤能的医生是怎么样治这十二种病的呢?“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省”,就是减少的意思,“省事轻刑”就是减少事物,然后把这个刑罚让它变得轻微,不要那么严厉,这个就是“省事轻刑”。如果能够节省事物,然后减轻刑罚,这个萎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小民”就是指下面的百姓,一般的老百姓,不要让他们感到饥寒,那么蹶病就不会发作。

“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不要使这些财货,都流到了那些权贵的手中,这个逆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仓廪积腐,则胀不作。”这个仓廪就是指储藏米谷的仓库,不要使储藏米谷的仓库米谷都积压了、腐烂了,胀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府库就是指国家储藏财物、兵甲的处所。府和库是不同的,“府”,就是指宝藏货贿之处也,就是它藏的是宝物,还有贿赂的财货等等。“库”,是车马兵甲之处也,库装的是古代作战用的车马兵甲。不要使府库充实,满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纵恣”,就是恣意妄为的意思,不要使群臣肆意妄为,支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下情不上通,则膈不作。”“下情”,就是群臣、下级,或者百姓的情况或心意。不要使这个群众或者百姓的心意,不能够为上所知,膈病就不会发作。

“上振恤下,则肓不作。”“振恤”,就是赈济的意思。上面有权有势的人,能够赈济、体恤下级的百姓,膏肓的病就不会发作。

“法令奉用,则烦不作。”法令都能够依法来行事,心烦的事情、病症就不会发作。

“无使下怨,则喘不作。”不要使老百姓怨声载道,哮喘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贤人伏匿,则痹不作。”不要使圣贤人、有德行的人都隐居,这样的话弊病就不会发作,风湿病就不会发作。

“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不要使百姓总是作诗诽谤朝政,风病就不会发作。

“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重臣”,就是国家所倚重的、权位很高的臣子。“群下”,就是指下级,或者是群众等等。如果重臣和群下,国家所倚重的臣子还有群臣僚属,都是君主的心腹肢体,那么“心腹肢体无害,则人主无疾矣。”如果这个国家所倚重的臣子还有百官、僚属,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君主就没有病了。

“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因此,不是有真正高明的医生,对于君主的这些病都治不好。

“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说一般的君主都有这十二种疾病,如果不任用贤医来治病的话,这个国家就不称其为他的国家了。

这个是告诉我们,国君有十二种病症,是有原因的,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把这个病给医治好。这一段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中国古人,像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一个王凤仪老先生,他专门研究人的病症和五伦关系的关系。就说如果一个人在五伦关系中没有做好,他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病,这一段话也有类似之处。这就告诉我们,人的病,他的病因是很多的,他也不仅仅是做比喻,说借人体所生的病来比喻国君在政治上的错误措施。实际上如果人做不好,确实也会有种种不同的表现。王凤仪老先生这个书就告诉我们,人要在五伦关系中,负责尽职地做好,这些病就自然地不会产生了。这是我们所学的这一段。

齐景公使使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亦有台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阶三尺,茅茨不剪,采桷不斫,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泰。吾君恶有若此者乎?”于是楚王怉如也。——《群书治要·韩诗外传》

齐景公也是春秋战国时候齐国的国君,是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他在位五十八年,也是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齐景公使使于楚”,他派遣了一个使臣出使楚国。“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九重就是九层,楚王和使者一起登上了九层的楼台。“顾使者曰”,“顾”,就是回头看,回头的意思。回头看了看使者说:“齐亦有台若此者乎?”说齐国也有这样的楼台吗?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阶三尺,茅茨不剪,采桷不斫,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泰。吾君恶有若此者乎?”使者的回答很巧妙,他说:“我们的国君有治位之堂,就是处理国政的厅堂、朝堂。”“土阶三尺”,堂前只有三尺的土台阶。“茅茨不剪”,“茅茨”,就是茅草盖的屋顶。茅茨不剪就是代表了他崇尚简朴,不事修饰的意思。“采桷不斫”,“桷”就是方形的椽子;“斫”,就是雕饰的意思。就是他的茅草盖的屋顶没有加以修剪,应该彩绘的椽子,也没有雕琢装饰。“犹以为为之者劳”,还认为修建朝堂的人太辛劳了。“居之者泰”,而居住在里面的人太安泰了。“吾君恶有若此者乎?”我们的国君哪里有像这样的楼台呢?听了他的回答,“于是楚王怉如也。”这个“怉”,就是不安的样子,听了他的话,楚王显得很不安,觉得也是自己太奢侈了。

我们看在古代这个国君都要“视民如伤、爱民如子”,要特别地珍惜民力。所以作为统治者,都不是以朝堂的豪华为荣。也就是说不是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是把自己的政府大楼盖得多漂亮引以为荣。恰恰相反,他还崇尚节俭,以节俭为荣。

我们看在《典语》上有一段话就告诉我们,做君主的应该节俭爱民。这一段话说得很好:“上天生养了万民,把他们授予君主,所以君主综合治理天下,接纳养育众多的庶民。做帝王的人处在最高的地位上,管理着众多的诸侯之国,统治着亿万之多的民众,拥有四海之内的资财,这就是他所以尊贵的原因。然而,他的宫殿屋宇壮观,出自民众的劳动;用具服饰,珍玩之物,来自于民众的钱财;上千的车辆、上万的坐骑,都来自于民众。如果没有上述三者,天子就是巍然独处,也没有什么尊贵可言了。那么明智的君主知道是凭借民众才得以尊贵,国家就必须有好的政策,然后才能达到太平。他们怜悯民众,忧虑劳累而通宵达旦,日已西落都忘记了进餐,以自己的所想来推想民众的心愿,致力于博爱大众。御驾来到了华美的宫殿,看见长廊、栏杆的光彩美观,就期望人民都有安身的宅院、有居住的房舍;窈窕的女子挤满了庭堂,美丽的家人侍奉在身边,就期望人民都有适合的配偶、家室的温暖;吃着肥美的鱼肉,喝着醇香的美酒,餐用珍贵的膳食,就期望人民都有买粮的资财、充饥的饮食;软软的皮衣增加温暖,衣裳以重叠的丝絮做成,就期望人民都有保暖的衣服、御寒的储备。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人的本性,也是人情所共有的。所以明智的君主享乐于上,也希望天下的男女欢喜于下。因此,他的仁慈广泛润泽,家家安居乐业。这样他亲临战场,兵士都会为他舍生忘死;治理国政,人们也都会尊奉他的教导。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丰其福祉,享受长久的原因。如果百姓住的没有遮风挡雨的住所;家中没有匹配的伴偶;口中没有充饥的食物;身上没有遮体的衣服;缔结了婚姻,但是却没有钱去行聘礼;死亡埋葬,也没有钱去吊唁;饥肠辘辘、严寒入骨、悲伤忧愁、摧心裂肝…即使有一百个舜,也不能够杜绝其怨恨的声音;有一千个尧,也不能成就其大治的事业。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体恤民众、教育士人,自己以仁爱之心待下,由近及远,教化通达天地万物,不担忧人民不安乐,所以才能使国家治理步入坦途,使他的道德教化传播四方啊!

你看这个我们《群书治要》上,都是这样好的教诲,当君主、当领导的,常常读诵一些这样的提醒,对自己的行为也会有很多的提醒。

那我们看古代的帝王,他不仅仅是这样学的,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比如说我们看《史记》,看到了有一段记载汉文帝的,有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说:“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他的宫室、园林、狗马、服饰都没有增添,有不便于人民的事,便立即放弃不做,以有利于民。汉文帝曾经想造一个露天平台,但是一计算,要花上百斤的黄金,结果文帝怎么说呢?他说:‘百斤的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享有先帝的宫室,还常担心会辱没先帝,要露台干什么呢?’所以就停止了这一个工程。文帝经常穿着粗丝的衣服,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也不许拖地,帷帐不能绣花,以表示质朴,做天下的表率。修建霸陵都用瓦器,不许用金银铜锡做装饰。不修坟,想要节省,不烦扰百姓。”这个就是讲汉文帝他虽然当了皇帝,都即位二十三年了,但是他的所用、所行都没有增添,而且自己首先力行节俭,能够珍惜民力。所以这样的皇帝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他们身体力行,给大臣、给百姓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才能够达到国家安定和谐的局面。所以文景之治那也不是偶然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现在的领导者学习和效仿。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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