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认识传统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我们以问题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探讨。第一，什么是传统文化，何谓“有知识，没有文化？”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过时了？”第三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是愚民的精神鸦片吗？”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传统文化？何谓有知识，没有文化？”这个“传”，就是传承、流传的意思。这个“统”，原来是指蚕丝的统绪。从这两个字告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善道有统、源远流长的文化，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我国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以儒释道为主体，以诸子百家为补充的“志于道”的文化。那我们在这个系列讲座之中，都是以这一个定义来讲传统文化。

那我们看什么是“文”？这个“文”后来的意思就是文章、文字、礼乐、曲调，当然也包括了建筑、雕塑等等。

在这里，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唯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其实是和它的汉字和文言文发明有关系。正是因为汉字古今一致，行文基本不变，所以使得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承传至今。

比如说我们现在孩子们上语文课，我们认为这个“语”和“文”是一回事，实际上它是两码事。这个“语”，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这个“文”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文字。中国古人发现，如果我们的日常用语和我们写文章的文言，如果不加区分的话，会有什么弊端呢？我们的日常用语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扩展，不断地丰富。比如说我在国外生活了四年半，再回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词就看不懂了。比如说什么叫“粉丝”？什么叫“顶”？什么叫“pk”？这些都是外来语，就直接用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如果一个人不在这生活四五年这些就听不懂。如果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写，那过四五年就有很多的词看不懂，再过十年八年，再过上百年上千年，如果后人再看前人所写的东西，就完全不知所云，就像读天书一样了，那这样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智慧承传下去。

中国的古圣先贤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写文章传达思想、传达经验、传达智慧的时候，都采取了统一的文言文的格式。那这有什么好处？只要后人也学了文言文，他掌握了这种标准化的书写工具，他就可以回到几千年前和孔子、孟子直接交流，他们的智慧文化就可以承传下去。所以，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承传至今确实不是偶然的，有祖先的智慧在其中。这个文字，包括文言文，相对于西方的文字而言，它都能够保持不变，所以才能够把智慧承传。

而这个“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的意思，本意是“教行”。凡是以道业诲人为“教”，人能够接受这个道业，变化气质、远过迁善，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若干变革，这个变革就称为“化”。

“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曲调，当然包括雕塑、建筑等形式，变化人的气质，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所以这个“文化”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化人”。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有知识，没有文化。”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把这首唐诗倒背如流，考试的时候答一百分，默写下来一个字都不错，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会把米饭、馒头扔得到处都是，不懂得节约、珍惜粮食，这个就叫“有知识，没有文化。”

因为我们学了这首诗，对于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于我们的气质没有产生变化。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最要避免的一个倾向，就是不要把它当成知识来学习，而与我们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生活工作毫不相关。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学儒”，而不是仅仅的“搞儒学”。

那么“学儒”和“儒学”的区别何在？《中庸》上有一句话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后边还有一个“笃行之”。如果没有这个“笃行之”，那就是“搞儒学”，有这个笃行之，能够知行合一，这个就是“学儒”。

我们想象一下，孔老夫子他带徒弟的目的，他教授生徒，并不是希望这些学生能够写出长篇大论，能够去评博士、评教授，而是希望对他们的人生有所启发，这就是“读书志在圣贤”，和我们现在很多人读书的目的就大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读书志在赚钱。

在《论语》上有四句话特别的重要。它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一句话可以说是儒家的总纲领，也就是说，我们“学儒”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求道”，而“求道”的方法和“求学”的方法就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何在呢？《老子》上也说了，它说：“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学习道的方法、求道的方法，它是要减损，所以学道的过程不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不是学得越多越好、广学多闻；而为学的目的是求得广学多闻，求得知识越多越好。

但是中国的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你知道得再多，只要你有知就会有所不知。你看整个世界的知识是“一”，你只要有知的，那一定有不知的。那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无所不知？那就是必须求“无知”，“无知”起作用才是“无所不知”。

用这个镜子来比喻，镜子上面什么都没有，所以“胡来现胡，汉来现汉”，就是外国人来了会现外国人的相，中国人来了会现中国人的相。为什么它能够现所有人的相？因为它本身没有图像，这个就叫无知，而这个无知起作用就是无所不知。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它就和志于学的文化、求知的文化是不同的，它是求智慧的文化。而智慧是本自具足，就是《大学》上所说的“明明德”，这个“明德”，就是我们本来有的一种智慧明德。

 “游于艺”，游者，泳也。什么叫“游”？就是要到深层次的去游，这才叫“游”。比如说我们学一个技艺，学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它就可以和道相通。古人讲的琴棋书画，讲的礼乐射御书数，你学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都可以达到对道的了知。所以我们看古代的这些词，说“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读书志在圣贤”、“读书贵在变化气质” ，还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为什么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因为我们三日不读圣贤书，自私自利的习气就产生了。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和人交往的时候就处处成障，面目可憎。

很多人说了，我活的很好，为什么要成圣成贤？因为圣贤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圣贤就是得道之人，这样的人就是圣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圣贤，只不过我们现在迷惑颠倒了，从圣人变成了凡夫。

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首先要有知耻之心。我们看这个“耻”字。正体字的“耻”字是一个“耳”加上一个“心”，从心而生，它的意思是“辱”的意思。你看到这个字就知道什么叫“耻”了。每当我们闻听别人说自己的过失而心生惭愧，表现在外面就是面红耳赤。孟子特别强调“耻”字。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一个人有羞耻心，这个太重要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如果有了羞耻心，你就能够改过自新，“知耻近乎勇”，最后成为圣人，成为贤人。而一个人把羞耻心给丢掉了，那就会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

在明朝，袁了凡先生的四篇家训之中，他对这个话进行了发挥。他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和我同样是人。“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他们为什么可以成为百世的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还愿意向他们学习，一提起他们还非常的尊敬？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 这个“瓦裂”就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这个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怎么样？那就是一文不值。“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也。”过分地沉溺于感官的享受、欲望的满足，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这样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天一天地堕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反而还妄自尊大，自以为是。所以圣贤人和一般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圣贤人一个错误都不犯，而是他知过能够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什么比改过更大的善了。

在《礼记》上，也有一句话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你看这个鹦鹉能够学人讲话，鹦鹉学舌，但是它不过是一只飞鸟而已。猩猩有的时候智力很高，也会学人讲话。虽然如此，它也不离禽兽之身。现在的人不懂用礼来节度自己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他虽然能够讲话，不也堕落成为会讲话的衣冠禽兽了吗？所以学习传统文化，首先要生起知耻之心。学习经典，就要对照经典来改过自新。

什么叫会读书？古人说：如果你读《论语》，没有读《论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读了《论语》之后还是什么样的人，这个《论语》就是未曾读。读《论语》是教导人识义礼，不是为了中举人、中进士而设的，是教千万士，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而设的。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这才是读书。所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中华传统美德，所谓的“中国精神”。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十三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中华传统文化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在市场经济的当代社会是否过时了呢？

这也是很多人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我们可以从《易经》的“易”字，三重含义来理解传统文化变易和不易的辨证法。《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个“易”字，本身有三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就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告诉你这个社会的人、事、物都是变化莫测的，变化无穷，所以你要懂得与时俱进。我们现在讲创新是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可以说是创新？什么样的才可以创新，什么样的不应该去创新？

第二重含义，就是不易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不易的、不变规律的人，才有资格谈创新。古人有句话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不易，就是那个恒常不变的“道”，掌握了这个“道”的人，他才有资格谈创新。所以谈创新并不是打着创新的旗帜，然后去胡作非为，最后走了很多的弯路，还给自己找借口说：“既然是要创新，就要交一点学费”这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第三个含义，就是简易、简单的意思。古人他都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这个创新的结果都用非常简单的词来表述出来，这个和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也是完全不同。西方人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讲的东西很复杂、很难懂，你听不懂，这才显出我的高明，这是为了显示出自己比别人强。但是中国古圣先贤他的存心不一样，他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虽然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懂，但他非要用非常简单的语言给你表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概括得简单，所以易记易行。

比如，我们中国传统美德就用五个字概括出来了，那就是“仁、义、礼、智、信”。因为它概括简单，每一个规范只有一个字，所以很容易记忆；因为它容易记忆，也很容易在社会上加以推行。所以你看老子，他说起“道”的时候，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上等的人听说这个道，他立刻能体悟，马上就身体力行，在生活中去实行，知行合一。“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中等的人，他听到了这个道，好像有一点明白，但是还是半信半疑，真的是这样吗？好像和我们现实离得比较远。“下士闻道，大笑之。”下等的人听说这个道，就哈哈大笑了，为什么？他觉得离我们现实太远了。后边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不笑，不足以为道。”如果没有人笑话这个东西，大家都鼓掌欢迎，那就不称为“道”了。从这一段话，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道”，其实不是能够为普通人所理解和体悟的。

所以孔老夫子就采取了一种比较平实的方法。跟你谈“道”，你听不懂，就跟你谈“德”。谈“德”你还是听不懂，他就给你谈“仁”。“仁”还是有点抽象，他就给你讲具体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直到对你的生活有帮助他才放心。所以他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目的是利益在场的听众。

所以中国古人就把这些人们所体会到的，比如说“伦常大道”概括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就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父母和儿女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情，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依然是如此。这种恒常不变的规律，这个就叫“道”。

那么什么是“德”？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去做就叫“德”。所以父母慈爱教导儿女，儿女孝敬父母，才能够使父子之间的亲情维系一生而不改变，才不至于出现我们现代社会所出现的：一个儿子，从日本留学回来了，在机场就把他的母亲捅了很多刀。这就是父子反目成仇，这个就是和道相违背的了。

还有比如说五常：“仁、义、礼、智、信”；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那么这些都是恒常不变的道德，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依然适用。

在《春秋左氏传》有这样一句话：“人弃常，则妖兴。”什么意思？也就说人把这些做人的常理常法、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给抛弃了，那么怎么样？这个“妖”就是怪异的现象，反常的现象就生起了。比如说“父子有亲”是正常的，那么父子反目成仇就是“妖”；兄弟应该是“兄友弟恭”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兄弟因为财产吵上法庭，这个就称为“妖”了。

我们看看在十年文革的时候，儒家被打倒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没有人再讲五伦大道了，甚至还出现了儿女揪斗父母、学生揪斗老师的现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结果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够相信，人活在地狱之中。文革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比如说经过文革的人，他们连自己最亲近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女都不能够完全信任。这是什么原因？这就是“人弃常，则妖兴。”所以这些道是恒常不变的，它的表现形式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与时俱进。

第三个问题：传统文化是愚民的精神鸦片吗？

很多人认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精神鸦片。实际上我们读四书五经，我们发现没有哪几句话是对被统治阶级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统治者的要求。特别是在《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首先是谁修身？首先要求的是天子修身，这样才能够上行下效，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社会风气的良善。

在《礼记》上也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下级事奉上级并不是服从他的命令，不是说你讲得多好听，他就去服从你，而是服从他的行为。“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上级领导有喜欢某一个东西，下级属下就一定有比他更加喜欢的。“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因此，上级领导所喜好和厌恶的东西就不能够不谨慎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人民的表率。

那么在《贾子》中也有一句话：“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而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矣。”虽然这个老百姓，平民百姓他的地位非常的低贱，但是你不可以对他简慢；虽然他很愚钝，但是你不能够对他欺骗。你观察历史，从古至今和人民为仇的人，有早有晚，人民一定会战胜他。所以你怎么可以愚民呢？愚民都愚弄不了很长时间，总是会被人识破的，被人识破就一文不值。

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姜太公被问到怎么样治理国家的时候，他说：“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儿女一样，就像兄长关爱弟弟一样，是怎么做的呢？见他们饥寒交迫，就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觉到哀愁；看到老百姓劳苦奔波，也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觉到悲伤，想方设法地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才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有的态度，那就是“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正是因为领导者有这样的态度，所以被领导者——老百姓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历史有很多的记载：一个地方官要离别卸任的时候，老百姓都扶老携幼，送出好几里地，不希望他走，恋恋不舍。

在《春秋左氏传》上也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个国家之所以兴盛，就是把人民视为自己的伤病那么样地加以体恤、加以关爱，这才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不值钱，可以随意地践踏，这也是一个国家取祸的原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些传统文化都是对领导者、统治者的要求，上行而下效才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从这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人权”的概念。为什么呢？我们在下一讲再接着讲。

第二讲我们讲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